1935年初，金融混乱引发中国经济遭受严重冲击，当时中国银行报告中称：“通货紧缩”、“银根枯窘”、“地产呆滞”，“提存挤兑”风险，一触即发。①蒋介石日记中也忧心忡忡地提到：“财政困难，社会经济日渐衰败，可虑之至。”②一幅危机深重的景象。但令人困惑的是，在1936年，中国却树立起通常被认为是1949年前的经济标杆：这一年，许多经济数据都达到了战前乃至1949年前的最高值。1935年的危机和之后的发展究竟如何并存?本文试图通过对1935年危机路径的追索，从白银危机入手，沿着地产、金融、实业的经济链条，探讨这场危机的实质，并以此为基础，考察国民政府如何成功实现对中国、交通二行的改组，进而推展其政治、经济意图。③ 谈论1930年代的中国经济，白银危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中国是当时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银本位国家之一，白银在中国国内市场是可流通货币，因此，白银价格的涨跌直接关乎货币的稳定，对金融、经济影响巨大。现有研究都强调白银危机造成中国经济的巨大困难，④认为1930年代中国经济遭受了严重危机。⑤ 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严重影响了英美等西方国家的经济。但中国在这场危机初始，所受冲击较小。因中国纳入世界经济体系有限，尤其世界白银价格在这一时期连续下跌使中国在汇率上反倒受益，白银流入，局部经济意外活跃。杨格即认为：“就中国来说，大萧条的开始日期不是1929年，而是1931—1932年的冬春之交。直到那时中国没有受到严重影响……”⑥ 1932年后白银价格回涨，改变了中国在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下独善其身的局面。这一年，美元贬值，刺激长期处于下行通道的银价开始回升，银价指数迅速反弹。⑦购银法案通过后，银价更大幅上涨。1933年，白银在国外的价格已超过国内；1935年，白银在国外的购买力高出国内购买力近2/3，白银从中国大量流出。对于实行银本位制的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势必扰乱经济、金融的正常运行，穆藕初就警示：“国内存银本属无多，且有一部分存在外国银行之手，若再源源流出，则因存银减少而发生之影响，有可虑者三事：第一，存户因恐惧存银减少而提存；第二，持有钞票者因恐惧存银减少而挤兑；第三，因银行需要现款而影响公债跌价。”⑧ 为控制白银外流，1934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各海关征收白银出口税及平衡税，提高白银流出的投机成本。这一措施对华资金融机构的白银外流起到了一定抑制作用，但无法控制外资银行。实际上，当时白银主要是通过外资银行流出。1933年底，上海华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的白银储备分别是：27178.6万元、27568万元；1934年底则分别为：28032.5万元、5467.2万元，⑨两相比照，华资银行存银前后保持平稳，而外资银行则流出22000多万元。 银钱业间的同业拆息和钱业公单收解额的变化可以直接反映市面银根的松紧和资金流转状况。银行间拆息对资金运行状况高度敏感。1934年初，上海各银行拆息月息在五六分之间。7月以后，开始上涨；8月平均9分，9月平均1角2分；10月因公布征收出口税平衡税等，降为平均7分；11月涨至平均1角9分，12月达6角之多，创淞沪战役以来最高。⑩拆息的高涨，意味着资金紧张，银根紧缺。杨格写道：1934年下半年，“由于中国内部继续保持银本位币制，通货收缩如此剧烈，以致迫使银行信贷骤形减少。银根紧张已达极点。1934年间中国钱庄收取的利息从每年6％上升到16％……1935年1月间出售一个月交款的外汇期货，贴水高达年息27％。在上海几乎是无论出多大利息也借不到钱”。(11)上海钱业收解的数据显示，1934年上海各金融机构的收解额合计为14560784000元，比上年的13811358000元有所增加，(12)而且总体上前低后高，尚看不出工商业遭受太大挫折的迹象。但是，进入1935年，问题开始严重，1934年1—5月钱业公单收解额为516702万元，1935年1—5月大幅下降，5个月共399517万元，仅为前一年的77.3％。(13) 1935年春节前后市场资金的紧张，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工商业的运行。时上海市长吴铁城报告蒋介石，认为上海困窘局面出现，“主因由于白银外溢筹码空虚，金融业自顾不暇，遂采取极端保守政策，工商业乃受严重之影响”。(14)时人描述：“只是上海一隅，在上月(五月)大结束的当儿，破产的商店商号，就达二百多家。”(15)刘鸿生也描述了此种困境：“我现在感到最恐慌的是缺乏现金。我无法使我们的营业能提供我迫切需要的款项。企业的衰落，使到处都感到这种困难。趋势所至，在当地银行界造成一种人为的恐慌，突然地硬行收缩它们对于企业组织以及私人的放款……结果几家有名的厂商被迫宣告破产。上海几家有势力的大银行亟需迅速改变政策，整个中国工商业的前途赖此一举。总之，没有工商企业，一个银行就不能长久存在；没有银行，工商业也就要归于毁灭。”(16) 吊诡的是，银根紧缩导致工商业资金紧张，却与银行存款大幅增加同步。1935年，中国银行存款766291628元，比1934年增219577725元，(17)增幅为40.2％。交通银行1934年存款总额为236584729元，(18)1935年为320230263元，(19)增幅为35.3％。外地银行业绩也不俗，江苏银行1934年存款总额为11569931元，(20)1935年为14031770元，(21)增长21.3％。1934年江西省存款额最高的是中央银行南昌分行，为434万余元，1935年为江西裕民银行，达2977万余元，平均每家银行存款额由85万余元增至176万余元，增加一倍有余。(22)从总体来看，全国银行存款总额也有较快增长，1932年至1934年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等28家银行的存款数据分别是：1974097476元、2418589782元、2751362925元，(23)年增幅平均在15％以上。(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