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新疆境内，存在着同一主权下的两种治权形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前者是一种常规的治理方式，而后者是一种集政府、军队与企业功能于一身的特殊组织。兵团曾经广泛分布于中国众多省份，但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各地方兵团农场的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在艰难的形势下，1973年开始，全国兵团陆续被撤销，最终三大承担巩固国防的生产建设兵团——新疆兵团、黑龙江兵团和内蒙古兵团被撤销。而“文革”结束后，在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为主导的政策方针下，兵团时代在中国几乎终结，转型为国营农场，全国两千多农垦企业不仅确立了生产经营的主要职能，还在结构上更加市场化，成为当时国家农业生产的重要支柱。这种转变毫无疑问是符合中国1978年以来的大趋势的。然而1981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恢复再一次延续了中国的兵团体制。尽管在生产经营方面仍被视为全国最大的农垦单位，新疆兵团在制度结构上却与全国其他地方的农垦企业有着质的差别，职能更加全面，地位逐步提升。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这一独特的案例上，前改革时代的兵团体制不仅得到了恢复，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前任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都曾对新疆兵团作出积极的评价，将其概括为“建设大军”、“中流砥柱”和“铜墙铁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内部运作也相对独立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那么，为什么在新疆会存在这样一种区别于常规治理方式的特殊组织呢? 中外学者都曾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出深入的研究。李福生和方英楷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新疆兵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①。在近期出版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研究》一书中，作者包雅钧也对兵团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及其体制运作状况进行了描述和阐释②。赵予征回顾了历代在新疆的屯垦历史，并以当事人的身份③描述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历程，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历史叙述。王瀚林1998年④和2003年⑤的研究则从毛泽东屯垦思想入手来分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屯垦历程。郭刚2002年的研究描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诞生的历史线索，重点在于强调兵团的维稳职能⑥。此外，还有众多的研究者从兵团经济发展模式出发，试图总结出一条新型的公有经济发展规律。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新疆兵团是一个必要的产物，对维护国家稳定、发展地方经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兵团这种特殊的组织必须发展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 由于新疆兵团的重要性，西方学者也进行了很多相关研究，但遗憾的是大多具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麦克米兰(McMillen)是第一位全面介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西方学者。他于1981年在其文章中回顾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历史，并对其组织结构和功能进行了说明⑦。认为兵团推动了新疆地方经济的发展，为当地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提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为新疆整合到新中国的进程创造了条件。另外，由于新疆特殊的地缘环境，兵团发挥着“戍边”的作用，主要是针对前苏联。同时，由于新疆是一个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区域，以汉族为主要构成的兵团也发挥了维持稳定的作用。西莫(Seymour)在麦克米兰之后重新论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⑧。他大体上延续了前者的论述方式，即按照时间的顺序，展现了形成、发展和文革时期的兵团以及后来兵团的撤销、重建。并专门论述了兵团与军队、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兵团的监狱系统。认为兵团是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殖民工具。克里夫(Cliff)认为当代兵团较成立之初有了很大的变化⑨。他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兵团延续了历史上中国的屯田制度，具有“军事—农业殖民”(military-agricultural colonies)性质。但在1998年后，随着西部开发政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政府把注意力转向内部经济建设，兵团的军事职能缩减。为了更好地使新疆融入中国当前的发展，并增加政权的合法性，中央政府更加强调兵团的经济职能，因为经济手段比武力方式更加合法。 综合现有的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文献研究，会发现中西方学者对兵团的分析存在着基本出发点的不同：中国学者的重点集中在兵团的作用和功能上，而缺乏制度层面的分析；而大多西方学者则把兵团单纯看作统治工具，忽略其功能的动态性和嵌入性。因而对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一典型制度的学理分析尚存在一定的空白。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众多重要的历史资料，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式来讨论新疆兵团。分析的时间跨度为1949年至1981年，在这段时间兵团经历了建立、运行、撤销以及恢复，完整呈现了一项制度由开始、演变、到路径的中断和恢复的过程，是历史制度主义的一个较好的分析样本。本文试图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兵团作为一种制度为什么会建立；第二，兵团制度是如何演变的，其背后的逻辑是怎样的。 延续与变迁——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关注 制度主义范式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霍尔(Hall)和泰勒(Taylor)把新制度主义分为三个视角：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以及社会历史主义。根据他们的观点，历史制度主义有四个特点：第一，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倾向将制度与个体行为的关系给予宽泛的定义；第二，强调在制度运行与发展中权力的不对称性；第三，强调制度发展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和非预见性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第四，历史制度主义将制度分析与其它因素相整合，比如观念通过制度对政治结果的影响。⑩ 迄今为止，历史制度主义作为一种范式，已被运用到众多主流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如革命、国家建构、民主化以及福利国家等，是解释制度的延续和变迁的重要分析工具。首先，为什么一项制度会有极强的生命力得以持续下去?历史制度主义给予的答案是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指的是特定制度在某一政治系统里中自我加强或是产生正向回应(positive feedback)的动态过程。(11)一个特定的关键时刻(critical juncture)激发制度内部的回应机制，这一回应机制加强了制度向特定路径发展。皮尔森(Pierson)系统地讨论了路径依赖对政治学的意义。他认为，效益递增(increasing return)是整个过程的核心所在(12)。皮尔森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强调了时机和顺序的重要性(timing and sequence)(13)，指出一旦一个事件在特定的时机发生，它带来的后果很可能就是排除了其他政治结果发生的可能性。(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