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D2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3)-11-0054-11 中国共产党在其早期的发展史上，因为革命重心及方式问题发生了许多激烈的争论。国民党一大(1924年初)前，中共党内的大范围论争围绕着与国民党的关系展开，此事在国共合作正式确立后犹有余响①。而与此直接相关的围绕中共中央驻地问题的争论，不仅关系到革命盟友的选择，也与早期中共对全国革命形势的认识相关联。再则，上海、北京、广州三城市，当日各有其政治文化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共中央革命工作的可能方向，同时也对中共的革命思想和方式产生了一定的形塑作用。因而，欲了解早期中共的革命重心及其方式的变化，关于驻地的争论也是一个重要的认知角度。 中共三大中央局②由广州迁到上海，在党史上是个重要的事件，它反映了国共两党初步走向合作时的曲折。学界对此也不乏关注者③，对了解此事的概况做了一些工作。然而，此次中共中央迁往上海所引发的政治影响以及中共在上海的工作状况迄今尚乏专门探讨。即使是受到关注的迁沪时间和原因问题，仍值得进一步考证、探究。本文旨在考察中共三大后中央局迁往上海的前后因缘，依据各种材料分析其政治影响。笔者认为，考虑到半年后的国民党一大召开及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所产生的深远政治影响，考察中共中央局迁往上海的相关情形对认识此时两党关系是颇为重要的。中共三大后中央局驻地迁往上海并非是个偶然的事件，它与此前关于中共中央驻地问题的争论相互关联，又受到当时复杂的国共两党关系的直接影响。在复杂的情势下，中共中央驻地迁往上海是一个十分仓促的决定。或因此对上海的形势估计不足，造成了中央局迁沪后极为被动的局势。概言之，与国民党合作初步尝试的不顺利、经费的匮乏及党内的意见纷争等，使中共三大预定的许多工作陷入困境。对于鲍罗廷在广州所推动的国民党改组，中共中央局没有参与，更谈不上重视。但中共中央局在上海的这一境遇为中共知识分子独立探索中国革命之路提供了难得的机会。陈独秀等人开始尝试于国民党之外寻找新的“革命盟友”，此前设想的“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在此获得发展的良机。 一、上海与广州：关于中共中央驻地问题的持续争辩 上海这座城市，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它不仅是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中心，更是共产主义组织的诞生地。中共早期的几乎一切事业都与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④。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曾指出：“上海是该处在当地全部工作的集合点”，“是朝共中央和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也集中了同日本的联系”⑤。这是与上海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有关的。有学者将上海在近代中国的地位归纳为以下几点：“全国特大城市，最大港口，对外交往基地，近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多功能经济中心，全国文化中心之一”。由于外国租界的长期存在，“使得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出现了一道缝隙”，“形成反政府力量可以利用的政治空间”。⑥近代中国的各种革新力量，从维新党、同盟会到中国共产党等都极注重上海这种相对自由的政治空间，开展其革命活动。共产国际也利用其便捷的交通和国际性开展东亚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进行跟踪监视的于伦贝克总检察长说：“上海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始成为一种极端主义在远东政治活动的中心”，“上海这座城市是东亚少有的可容政治上的不良分子十分顺利的找到栖息之地的几个大城市之一”⑦。马林后来到了北京，也觉得上海比北京自由得多⑧。于是，上海成为众皆认可的共产党活动中心。 但是，马林很快便看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广州的政治优势。当他到达广州，并与孙中山初步接触以后，发现“广州是唯一勿需打扰当局便可以建立常设代表处的城市”，“它对于通过香港同三个国家(中国、日本、朝鲜——引者注)联系也十分有利”⑨。共产国际代表利金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也都持相近观点。他们认为，在孙中山占领下的广州，能为中共开展群众运动提供“合法条件”，因而都主张将中共中央驻地迁往广州⑩。这当然也与他们联合国民党的设想是分不开的。1922年3月，马林便提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11)，还向“党的领导机关建议把驻地迁移到广州”(12)。然而，这些建议却不被中共的同事所赞许。 陈独秀综合中共的各项反对意见，写信给共产国际的维经斯基，表达了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建议，也不会同意将中央迁到广州的主张(13)。达林曾建议将团中央驻地设在广州，也遭到了陈氏的当场回绝(14)。1922年6月15日，中共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15)。这是中共自身所能接受的联合方式，与马林等人的主张不同。但在莫斯科，中共的意见没有受到重视(16)。共产国际只依据马林的报告，于1922年7月18日以命令的形式要求中共中央将驻地迁往广州(17)。此时，季诺维也夫和维经斯基也都认为“把中央委员会迁到广州，那里是更适于广泛合法地开展工作的地方”(18)。但莫斯科不知道的是，广东的局势在一个多月前已经发生了变化。6月16日，陈炯明事件发生，让“迁往广州”的主张失去现实的可能性，这一命令成了一纸空文。 中共之所以反对将驻地迁往广州，一方面固然是反对马林等人提出“加入国民党”的主张，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对广州复杂的军政局势的认识。比较而言，在对孙中山和广东政权的认识上，共产国际的代表们都不免有一定的误区，与事实相左(19)。陈独秀等人熟悉广东的局势，对孙中山也有多年的了解，他感到苏俄人的提议都不切实际。陈炯明事件印证了中共对广州局势的判断，也证明了陈独秀有着比马林等人更深刻的洞察力。若早依马林的见解，中共中央必定会在陈炯明事件中陷入危机，至少是进退两难的境地。 随着中共群众运动的逐步展开，上海作为中共活动的中心，也显出一些问题。中共二大后，在上海的党组织屡遭变故，先是陈独秀被捕入狱，继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又遭查封。1922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将总部迁往北京，由邓中夏任主任(20)。当年11月底，《向导》周报编辑部迁往北京(21)，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似皆于此时离开上海，中共的活动中心也就转移到了北京。1923年1月下旬，苏联政府代表越飞南下上海，与孙中山会谈。越飞对上海的印象不错，但“不满意上海宣传共产主义的现状”，因而“打算从北京调12名经过训练的中国的共产主义宣传员来加强本地煽动者的力量”(22)。有意思的是，中共中央离开上海，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来自越飞的要求(23)。等从北京到了上海之后，越飞才认识到上海的优势条件。然而，在此前后关于中央驻地及同国民党关系问题正在莫斯科吵得不可开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