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圖分類號]I20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13)04-0079-11 對中國現代文學進行地域文化考察，自京海派文學研究起。尤其在京派領域，成果豐碩。京派文學意味著一種美學風格，一個有著同人性質的作家群體，同樣也代表了一種文學的生產機制——作品的生產、傳播和消費，均高度以校園為依託，作家在象牙塔內眺望人生，面對社會問題發言，並較為從容地進行各類文體實驗。可惜京派存在的時間不長，從20世紀20年代中期開始，到1937年抗戰時便已風流雲散。但北平文壇對校園的這種依賴關係，卻自新文化運動始，直到40年代，京派僅為其中一環。①其間校園角色幾經變化，並最終隨著內戰時社會經濟的崩潰走向衰落；在這片文壇廢墟上，一種源自解放區的、對社會經濟水準要求極低的文學生產模式卻悄然建立起來。較之於人們熱議的1949年後作家的思想改造、文學制度的建立等，這次社會生產力的急促下降，並導致的北平文壇傳統的崩潰，對於共和國文學的建立，更具根本性的意義。我們不妨借這些年該區域文學刊物的變化，一窺其中端倪。 簡言之，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爆發到1949年建國，就刊物層面而言，北平文壇大致經歷了兩個高光時期：五四和淪陷的前半段。還有一個被司馬長風等文學史家稱為“默默耕耘的沉潛時期”：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在上述三個時段，校園特色成為我們理解北平地區文學刊物的關鍵。從1941年底的太平洋戰爭爆發到北方內戰的基本終結是北平的困頓時期，此時，一個物質性的因素——紙張的供應問題——被凸顯出來，在40、50年代的文學轉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 一、抗戰前北平校園在文學活動中扮演的角色 北平地區從民國建立以來一直是高等學府的集中地，五四運動又將學校師生推向了歷史前臺。書局樂於印製新文學書刊，根本上講是因為有利可圖，但校園的存在又給新文學的出版業提供了額外的保護。教授們的高收入可以使他們分攤同人期刊的印刷費用，或者就掛靠在某一書局或報紙副刊之下，由對方提供經費和發行渠道；學生創辦的刊物則往往有著校方的資助。這些錢也許不多，但它的性質和上海地區由書局投入的資金不同；從某種程度上說，北平的文學期刊享有商業運作之便利，卻無盈利壓力。 這種資金狀況也連帶著引出了一個編輯方面的問題，大多數有著校園背景的刊物都採用來稿照登的形式，編輯的主要職責不在於甄別稿件，而在於和創作團隊保持良好的私人關係。至於稿件質量，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作者的自律。從20年代初期的《北京大學學生週刊》《北京女子高等師範文藝會刊》等到30年代初期中法大學所辦的《孔德文藝》等，莫不如此。這些由學生會、學生自治會、文藝研究會所辦刊物，向來不乏名家捧場，但稿件的良莠不齊和編排的雜亂也同樣令人驚訝。以1929年燕京大學學生自治會出版的《燕大月刊》為例，學校每學期為刊物提供八百元經費，凡本校師生來稿，不加刪改，一律刊載。如果遇到紙張、印刷費用上漲，編輯的對策就是壓縮出版規模，如原來計劃出版六期，現在則將其中二期改為合刊。冰心、韋叢蕪、陸志韋、郭紹虞、俞平伯等，都為《燕大月刊》提供了稿件，但應景之作甚多，即使名家文章亦讓人難以卒讀。對於這種情況，編後記中的抱怨之聲如今看來非常有意思，大意是刊物質量不佳，罪在作者。至於多餘的稿件，悉數交給下屆學生會處理。②小小的校園刊物如此，發行量達三萬份之巨的《語絲》也是如此。北平時期《語絲》的實際編輯人是周作人，他對於稿件的處理，所做的主要是編排審校的工作。③正因為對於編輯的許可權有所限制，刊物同人才能“率性而談”，避免編輯個人的意圖對整體活力有損傷。 將報紙副刊全權交給校園中人來打理，由報社負責提供資金和發行(一般是隨報贈閱)，實際也是一種兩相便利的方式，並使校園介入北平文壇的程度進一步加深。如1926年創辦的《世界日報副刊》請劉半農負責，劉氏的創作團隊擁有魯迅、周作人、章衣萍、許欽文、韋素園、韋叢蕪、高歌、向培良、沈尹默等人；這批中堅作家也常常推薦某些青年學生的稿件，如魯迅就曾推薦過許廣平的文章，自然也會予以刊載。④書局出錢辦刊，但將刊物的編輯權悉數交給校園中人，更是一種常見的方式。1928年文化學社出版了《北京文學》半月刊，撰稿人有李健吾、程鶴西、蹇先艾、朱自清等人，刊物每期不過50多頁，但不乏佳作，李健吾的中篇《一個兵和他的老婆》就發在這個刊物上。《北京文學》所載廣告不少，但十之八九均為介紹文化學社自己所印書刊。刊物的補白處會發表某些通信片段，如李健吾和吳文藻的通信，所談為後者留學期間所譯《我的生涯》一文的勘誤，和《北京文學》的內容實則沒有什麼關係，此類同人之間“自說白話”的做法，書局亦悉聽尊便。 在這樣一種氛圍中，供職於書局或報紙副刊的編輯也保持著一種微妙的立場——魯迅的《我的失戀》本是遊戲之作，周作人的《徐文長的故事》亦有冗長之嫌，但在編者孫伏園看來，若是稿件多而往後推延無可厚非，已經發排又撤稿卻萬萬不可，實則也是對這種編輯慣例的堅持。⑤ 撤稿事件使孫伏園轉投《京報副刊》。《京報》作為後起刊物，它在與《晨報》的競爭中將某些方式推向了極致。《晨報》的副刊和校園之間的關係本已密切，但它的定位是一個“教授”投稿園地。最初的編者是李大釗，之後則輾轉於孫伏園、劉勉已、湯鶴逸、丘景尼、江紹原等人之間，1925年10月起則由徐志摩接手。其子刊物《文學旬刊》(1923年6月1日創刊)則由文學研究會的王統照來主持，對於稿件的選用極為嚴謹。《晨報》每年年末出紀念增刊，印製精美異常，稿件亦極一時之盛，如1925年文藝欄的評述提到的： ……熊佛西先生的《洋狀元》，余上沅先生的《兵變》兩篇戲劇，尤為創作中的傑作。淩叔華女士的《太太》，描寫社會現狀，備極巧妙，於世道人心必有深厚的裨益。丁西林先生本以戲劇名，本刊所載《清明前一日》，是丁先生小說的處女作，將來在文學界中，必定可成一個紀念品。楊振聲先生的《李松的罪》，雖是短篇，卻極精練。楊先生原稿從十六頁縮至八頁，又從八頁縮至六頁，可見經過了不少的苦心推敲。…… 《京報》則大大降低門檻，它所考慮的是如何在保持部分名教授的稿件外，進一步將北平在校學生悉數吸納進來。除孫伏園負責的《京報副刊》每日出一張外，另設多個子刊物“承包”給校園社團或文化名人，輪流出版，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