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13)04-0050-17 中国近代语文革新运动滥觞于清末，新文化运动后进入高潮，直到20世纪晚期逐渐式微，持续了百年之久。改革者批评中国传统过于重视文字而轻视语言，以至于言文不一；繁杂的象形文字和过于典雅的文言，都耗费了学习者的大量时间和精力，成为难以逾越的认知障碍，不利于知识的普及和人民素质的提升。为此，他们提出了“言文一致”、“言文合一”的口号，要求在“文体”和“文字”两个层面进行变革：在前一方面，提倡“俗语入文”，也就是一般所谓白话文运动；在后一方面，要求废除方块汉字，改用直接记录口语的拼音文字，通常称为汉字拼音化(下文或简称“拼音化”)运动。 白话文和汉字拼音化是一对“孪生”运动，它们的学理基础相同，目标相近，参与人员多有交集；但拼音化的目标显然比白话文来得激烈，而这也造成它们实际影响力的差异：白话文很快就被广泛采用，拼音化虽也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兴盛一时，遇到的社会阻力却比白话文大得多。①早在1911年，就有人提出，汉字确实不利于教育普及，但决不可因此废汉字，只需多作“通俗文”即可。②五四时期，即使那些赞同拼音化的人士，也多把它视为一个较长远的目标，在落实阶段上，放在白话文之后。 但白话文的迅速成功，也为拼音化的开展提供了若干方便，这特别地可以从拼音化运动论证策略的调整中看出。自清末起，拼音化论者对汉字的批判主要围绕着汉字本身的性质和功能展开。白话文运动铺开后，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汉语在表达新事物和新思想方面，存在明显不足。这引发了思想界对汉语发展水平问题的讨论。经过讨论，新文化人认为，汉语可以适用于现代社会，但也存在一些缺陷。为此，主张拼音化的人士提出，汉语的不足并非其自身原因造成的，而是受到汉字牵累所致；要解放汉语，推行真正的白话文，就必须废除汉字。这个论点从汉语发展水平入手，突破了拼音化论者长期就汉字论汉字的思路，且巧妙借助已基本稳定下来的白话文权威，使二者结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在拼音化运动的历史上，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论证角度。 白话文历来都是学界讨论的重点，汉字拼音化近年也吸引了不少学者的注意。不过，这两个孪生运动存在什么关联，既存成果仍很有限，已有的研究也更侧重于对它们的思想结构进行分析。③与此取径不同，本文考察的是，白话文的广泛推行怎样引发了思想界的语文论争，又怎样进一步促成了拼音化运动论证策略的调整。换言之，本文关注的是白话文和拼音化运动的动态思想关联，而不仅是它们在思想结构上的静态联系。 其次，这个问题的解决，必须同时注意到文字、语言和文体三个层面。④但既存研究往往只注意到文字和文体，对语言层面重视不足。事实上，在新文化人那里，白话文和汉语常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密不可分；同时，白话文在实际上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汉字影响。因此，它最为集中地展示了汉语和汉字的关系。这也就不难理解，何以自白话文运动兴起后，关于汉语的评估，以及汉语和汉字的关系，就不断引发争论。这些议题主要包括三点：第一，汉语是否适用于现代社会？第二，汉语是不是一种进步的语言？在这两个议题的基础上，第三个问题被提了出来：在汉语的发展史上，汉字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前述拼音化运动从汉语论汉字的思路，正是通过这些讨论，一步步形成的。 一、“仅废中国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言语乎？” 1918年8月，《新青年》发表了朱经农给胡适的一封信。信中把当时国内各种“文字革命”(即本文所谓语文革新)的主张归纳为四种：一是“‘改良文言’，并不‘废止文言’”；二是“‘废止文言’，而‘改良白话’”；三是“‘保存白话’，而以罗马文拼音代汉字”；四是“把‘文言’、‘白话’一概废了，采用罗马文字作为国语”。⑤朱氏所用“文字”一词是广义的，包含了文体、文字及语言在内。这四种主张均与白话文运动有关，而一种比一种更为激进：前两种都还集中在文体的层面，第三种已涉及汉字的存废，第四种更是把汉语、汉字、汉文一网打尽，全部推翻。 在这四种主张中，《新青年》同人最热心的主要是第二和第三种，但也有人支持第四种，其中最积极、影响最大的是钱玄同。⑥1918年4月，《新青年》发表了他给陈独秀的一封信，明确反对“改汉字为拼音”。钱氏认为，中国言文不一，且方言分岐，要靠几个人的力量“在十年八年之内”完成统一语言的事业是不可能的。然语言不一，“即断难改用拼音”，何况汉文乃“单音文字，同音者极多，改用拼音，如何分别”？更重要的是，汉文本来就缺乏“新理、新事、新物”，如用汉字造新词，“既改拼音，则字中不复含有古义，新名词如何造法？难道竟译Republic为Kung-huo，译Ethics为Lun-li-hsuh吗”？盖译义容易造成对原文的曲解，不利于新思想传播；若在文中直接夹杂西字，“则一文之中，用西字者必居十之七八，而‘拼音之汉字’，不过几个介、连、助、叹之词，及极普通之名、代、动、静、状之词而已”，又有何必要？⑦ 但钱玄同这样说绝不是要退回朱经农所讲的前两种主张，相反，他实以为汉字已无可救药，必须废除，代以“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ESPERANTO(今通译‘世界语’——引者)”。用Esperanto写作，意味着汉语至少已不能作为书面语使用；而钱氏是要求言文合一的，则口头语也势必行用Esperanto方可。显然，他的“废汉文”实已不止废汉字，且是要废汉语了。自然，他也知道这很难一下办到，故建议“在过渡之短时期中”，采用“某一外国文字”如英文或法文“为国文之补助”，同时限制汉文字数，以“减杀”旧文字的“势力”；对于输入新学问，则应“直用西文原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