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D43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3)-09-0043-16 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文学作品、学术研究成果一直长盛不衰。其主要原因，不仅在于它关乎一个庞大群体的青春岁月，一段使他们刻骨铭心、魂牵梦萦的青春岁月，也在于这场中外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运动，与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息息相关。 一、两个值得注意的年份：1968年与1973年 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深入探究当时的上山下乡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整体特点与发展趋势的内在联系。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早在1955年就已明确提出。当时主要是为了解决大量中小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同时也是满足农业合作化运动急需大量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和政治觉悟的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 20世纪60年代初的调整时期，在大规模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更加重视对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1964年1月，中央印发了指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虽然有一些曲折，但有领导、有组织的上山下乡运动一直在比较健康地进行，其指导思想、组织方式也日渐成熟。可以肯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即使没有“文化大革命”，大规模地、有组织地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会持续进行。这是当时中国国情所决定的，是一项解决就业、加强农业的正确国策。与50年代有所不同的是，因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发展，60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意识形态色彩逐渐突出，强调“这是我们同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把知识青年“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的一项重要措施①。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到1967年下半年的一段时间里，这种有领导、有组织的下乡不仅完全中断，而且出现了大规模的下乡知青自发返城风潮。中央花了很大的气力才将此风平息下去。1967年10月，在“文化大革命”的夺权高潮中，北京知青曲折等人发扬1966年前上山下乡的传统，自发要求到内蒙古牧区插队，拉开了“文化大革命”中知青插队序幕。他们的行动得到了一批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热血青年的积极响应，得到了当时革委会、军管会的支持。这种少数人的自觉、自发行为很快就被国家有组织的动员所取代。1968年4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提出按照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即“四个面向”)的分配方针，对大、中、小学一切学龄已到毕业期限的学生，一律及时地作出适当安排，做好分配工作②。当年6月，中央在一个通知中再次明确对大专院校毕业生按“四个面向”方针进行分配，毕业生一般都必须先当普通农民、工人，彻底打破大专院校毕业生只能分配当干部，不能当工人、农民的旧制度③。根据中央指示，各省、市、自治区随即开始按“四个面向”方针对66、67两届中学毕业生进行分配。之后不久，被动员下乡的学生中又增加了68届，从而形成了新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巨大影响的特殊群体——“老三届”。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为题，报道了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指示发表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1968年底至1969年上半年骤然达到高潮，仅1969年年初的一个半月就有155万以“老三届”为主体的知青下乡。到当年4月底，全国有405万知青和城镇居民到农村落户。④当然，不论是从规模、组织、性质还是从后果等方面看，此时的知青下乡与“文化大革命”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产生这场高潮的原因很多，但最应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整体设想。在毛泽东看来，从1968年下半年起，以造反、夺权、打倒“走资派”、“天下大乱”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大革命”已趋于结束，他希望通过“斗、批、改”运动达到“天下大治”，胜利地结束“文化大革命”，并巩固这场革命“胜利成果”。这是他继1958年建立理想社会之后的又一次重要尝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是建立理想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 “斗、批、改”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对运动内容、目标的设想和概括⑤。但此后由于“全面夺权”引发的“全面武斗”和“天下大乱”，这些活动不得不一再往后推移，其内容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从1968年起，随着全国省级革委会陆续建立，形势逐渐趋于稳定。由于认定“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所以要求“在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必须领导群众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⑥。1968年9月7日，“两报一刊”在庆祝全国(除台湾省外)省级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的社论中指出：“全国山河一片红”“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毛主席最近向全国发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的伟大号召”，“明确地指出了各级革命委员会面临的中心任务。”社论进一步指出：“搞好本单位、本部门的斗、批、改，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功’，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为了指导“斗、批、改”，毛泽东接连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发表了一批经他修改的调查报告，反映了他迫切希望从“大乱”转向“大治”，在比较安定的环境里，通过“斗、批、改”，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建立他心目中理想社会的强烈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