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29年前后红军内部的纷争，较早的研究成果有韩荣璋、陈朝响、陈立旭合著的《毛泽东与古田会议》(1995)，较新的成果有蒋伯英的《1929：朱毛红军和古田会议》(2009年)、赖宏的《毛泽东与红军·从井冈山到古田》(2007年)、傅柒生的《古田会议》(2006年)。这些成果详略各有不同，取材各有千秋，比较全面地叙述了那一时期的红军历史和古田会议前的争论，但是对于核心的权力结构问题没有进行深入分析。毛泽东、朱德、陈毅、周恩来这几位红军主要创始人的年谱和传记作者，也对这段历史有所研究，披露了许多史料，但对于当年那场激烈的争论，一般作淡化处理，有时甚至把原因归于林彪、刘安恭等次要人物。另外，限于年谱和传记的体裁，对这一问题也不可能展开深入分析。1984年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辑的文集《重评古田会议》，收集了萧克、赖传珠、吴仁声等亲历者的回忆，还有张国琦、黄少群、蒋伯英等人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文不是对这段历史的全面研究，而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单刀直入，抓住“权力结构”这一关乎红军命运和中国政治制度发展的核心问题进行研究，力图揭示一支由五四青年创建的充满民主气息的军队，如何在当年残酷的现实条件下，为适应险恶环境而不得不发生转变，逐渐走向集权。这一深层历史问题的实证研究，应有助于理解推动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演变的内在力量。 一、红军初创时期的高度民主：官兵分权、军政分权 1927年到1928年是红军创建的初期，此时的红军非常弱小，其中最强大的朱毛红军也不过几千人。而当时全国各派军队的总数达近200万，其中较大的派系如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张作霖等各有数十万军队。很难想象，这支弱小的红军能够在20年中发展壮大，最终夺取天下，但这样的事情最终发生了。个中原因，是历史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个问题最直接的答案就是：红军是一支全新的军队，遵循完全不同于其他军队的原则，具有一种独特的核心竞争力和难以限量的生长潜力。 民主，是这支新型军队最为独特之处。在红军创建初期，军中的权力结构是高度分散的。众所周知，军队的权力结构通常是高度集中的，即便是民主制发达国家的军队也是如此。军队中通常是等级森严，权力高度集中于上级，下级对于上级只能严格服从。但是初创的红军却与众不同，中国共产党的骨干是一批“五四青年”，而五四运动的核心理念就是民主，所以当这批“五四青年”着手创建军队时，民主的理念就被带到红军中来。创建初期的红军有着浓厚热烈的民主气氛，是世界军事史上少有的充溢民主精神的军队。 红军中的民主改变了传统军队中士兵的消极被动角色，使得每一个成员都成为军队的主人，受到尊重、享有权力。这种主人翁的地位让各级干部、战士发挥出极大的热情和主动性，大大增加了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过，这样一种分散的权力结构也带来严重的弊端，常常造成纷争不已、纪律松弛，在瞬息万变的战争环境中甚至危及生存。这就使得建军初期的民主气氛难以长期维持，最终逐步走向集权。 (一)官兵平等 红军初创时期平等氛围浓烈，士兵获得前所未有的人格尊严和精神解放，即使在物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也不愿离开。当年的新战士朱良才回忆：“毛党代表给我们这些新参加红军的同志讲话，提到缴获的现洋时，他说：我们是工农的军队，不是军阀、资本家的军队。他们的钱都归上级装腰包，我们从上到下都是一样，一块都是一块，一毛都是一毛……第二天在永新点名发钱。第一名点朱德，第二名点毛泽东，以后点大家。每人发的都是一块现洋。”①江华也提到，大柏地之战“缴获许多枪支弹药，所以动员红军全体干部战士，凡是能背枪的都背上枪，有的战士一人背两三支，毛泽东同志也背着一支大枪同战士们走在一起”。②朱德更是以与士兵同甘共苦、打成一片而著称，“群众及敌兵俘虏初次看见鼎鼎大名的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夫头，同时到现在‘伙夫头’三个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诨号。”③ 在杨开明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重点介绍了红四军中的平等和民主精神：“红军中最好的现象，就是在民权主义的施行。士兵有士兵委员会参加军事管理，官长士兵的穿吃一样，待遇平等，废除肉刑”，“官长有不是处，士兵可以开会反对之，所以士兵的生活虽然苦，而看到官长也与自己没有丝毫的差别，也感受到精神安慰，他们的人生观因此也相当的受了影响而改变了些。每每俘虏过来的士兵，他们常常有感觉现在生活满意的表示。他们觉得虽然在军阀底下物质生活比较好些，可是精神上实在痛苦，官长的生活与士兵对照，截然两样，官长有小厨房，官长可以去赌钱打牌，讨小老婆快活。士兵呢？每月几块钱的饷还没有发，有时还要被官长拳打足踢的侮辱，打了你还不许你叫屈，完全过的那供人驱策的牛马机械生活。他们一到我们军中来一看，完全别有天地，与他们原来的社会，完全两样，好似在黑暗中找到了一线光明，他们的精神上当然是愉快的。”“所以我们些小的对敌宣传工作，启发敌兵的民权革命思想，竟能得到反映[应]，叛变来归的事常常的有。”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