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3)05－0031－16 1924年，吴文祺在《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中提出：“整理国故这种学门，就叫做国故学，国故是材料，国故学是一种科学。从来没有人替国故学下过定义，我且来替它下一个定义吧！”①当代学者也有认为吴文祺所讲的，“多半都是在发挥或系统化毛子水、胡适、曹聚仁先已提出的观念，很能提示当时少年新进那种目中无人、横扫一切的气慨”②。只是问题在于，曹聚仁虽曾有过类似的说法，却在吴文祺之后。1925年，曹聚仁在《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中同样自信地声称：“‘国故’与‘国故学’，非同物而异名也，亦非可简称‘国故学’为‘国故’也。‘国故’乃研究之对象，‘国故学’则研究此对象之科学也，此乃本篇独标之新义，亦即国故学新生命所寄托，不惮词费以阐明之。”③ 的确，在具首倡之功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中，毛子水已经涉及“国故”与“国故学”的关系： 古人的学术思想，是国故；我们现在研究古人的学术思想，这个学问，亦就是我们的“国新”了。这个学问应该叫做‘国故学’：他自己并不是国新，他的材料是国故。④ 继而在《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里予以定性：“所谓‘补苴罅漏’，纯粹是国新；所谓‘张皇幽渺’，纯粹是国故学，亦就是国新的一种。”⑤可以说，从“整理国故”提出伊始，“国故”和“国故学”就是相伴而生的一对概念，材料与学术的区别并不难分辨。那么，五六年之后，吴文祺和曹聚仁为什么还要郑重其事地重新界定“国故”与“国故学”，并颇为自重地以首倡者自居？难道仅仅是新进少年目空一切的狂妄或无知？即便吴文祺和曹聚仁未曾见到发表在北大学生刊物《新潮》上的毛子水文章，也不会没有读过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在这篇纲领性的文章里，胡适明确地指出： “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⑥ “国故”与“国故学”的区分何以会成为一个问题，并被反复阐发？“国故学”与“国学”又是怎样的关系？它们在民国的“国学”论争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进一步讲，“国学”概念何以纠结不清乃至于今尚无定见？“国学”概念含混不清的深层原因何在？不同“国学”概念之间的分歧究竟有多大？这些看似细小的问题，正是我们进入国学问题的入口。否则，当我们一遍遍地争论“国学”究竟指什么的时候，对答案的在意往往压倒了对思考方式的警醒。不要说“国学”究竟是指儒学还是六艺之学，能否容纳儒家之外的道家、佛家、诸子百家这样的基本问题还存在异议，就连“国学”是否仅指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包容近现代学术这样显敞的时段划分，如今也没有定论。当然，如果问题如此直接，答案似乎简单，困难在于，这些问题往往作为前提预设隐藏在某些具体的讨论当中，诸如国学不是故纸堆而是中国人的精神、国学应当回答中国人的生存发展问题之类的提法，暗中便已经超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指称。同样，“国学”的概念也不是一句简单的定义所能回答得了的，它是由一系列具体问题和相关问题勾连而成的。我们无法掠过各个关节点的生成语境做笼统的概括，否则便容易在抽象宽泛、大而无当的指责声中过早地结束讨论。即便我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各抒己见的国学一家言，改用发生学的方法进行历史线索的梳理，但如果总是停留在粗线条的国学发展概述上，对“国学”概念的辨析就只能是罗列众说而无法定夺。“国学”身上缠绕、积淀的问题意识实在太多，乃至近代以来的各种学术思潮都无法全然绕道而行。若不能进入历史的细部，一层层地打开具体问题的具体语境和相关症结，今天的“国学”讨论很可能仍将是笼而统之，乃至不了了之。让我们且从民国时期两种“国学”概念的争议谈起—— 一、“国故学”的发言语境 1923年1月，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学”是“国故学”的简称，是研究“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的学问。由于胡适本人及其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影响巨大，这一“国学”定义被广泛接受。此后的讨论文章，无论使用的是“国学”概念，还是径直称之为“国故”研究或“国故学”，几乎无一不受胡适这重“国学”界说的影响。梁启超即便持有异议，也只能在“文献的学问”之外另辟“德性的学问”，以收纳胡适意义上的“国学”遗漏的另一脉学术⑦。朱自清即使发文质疑当前的“国学”研究范围，终归还是被曹聚仁和叶圣陶拉回“国学”即“国故学”的基本立论(详见后文)。曹聚仁、郭绍虞、严耕望等人明确绍用胡适的定义⑧，顾颉刚、郑振铎、钱玄同等人无疑也是在胡适提倡的向度上展开论说的⑨。 这一重“国学”概念，影响是如此地深远，以致很少有人会追问它的缘起，及其与晚清国学概念之间的差距。胡适接着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里说道： “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所以我们现在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便可以把一切狭陋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⑩ 这也就是说，“国故”概念的提出，为的是置换“国粹”，“整理国故”针对的是“保存国粹”，把“国学”作为“国故学”的简称，意在覆盖先前的国粹派研究。如果说晚清邓实、黄节、章太炎等人“一国自有之学”的国学概念，对应的是来势汹涌的西学，那么胡适的国学概念，针对的则是本国之内的“古学”，因而文章一开篇论述的就是古学的沦亡和近三百年来古学研究的功与过。这一朝内的转向，决定了胡适笔下的“国学”不是以中国文化研究的整体面貌出现，而意在于古学之外发展新学。这就注定了“国故学”的研究要在“故”字而非“国”字上下工夫。借助晚清以来的舆论准备和发展铺垫，胡适在承接国学热潮的同时也限定了“国学”的范围，以“国故学”对应“国学”，实际上是以国故学派的研究为国学研究的正宗，把“自从明末到于今”的旧式研究排除在外。胡适的“整理国故”之所以能够一呼百应，还是因为有此前晚清国粹派的铺垫，然而，胡适暗中走的却是另一条路径。 比照此前的文章，我们会发现，“国故”与“国故学”的公开提法肇始于1919年毛子水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毛氏声称沿用的是章太炎《国故论衡》中的称谓，但对其范畴作了部分地扩充。尽管毛子水的思路很可能受到老师胡适的影响，但并未见胡适此前有相关的论述，不便作进一步的推断。可以确定的是，毛子水的文章仅标举“国故”和“国故学”，并未出现“国学”二字。“国学”取代“国粹”概念的主导性地位是在1911年之后，即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尽管此前“国学”与“国粹”也时有混用(11)。直至胡适提出“‘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才建立起“国学”与“国故”之间的勾连。随着清朝的倒台和民国的成立，国人有一种新纪元开始的欣悦(尽管很快就失望了)，整理故学的号召可谓适得其时，从《新思潮的意义》到《〈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也是酝酿已久。尽管随着“激动种姓”目的的达成，“国粹”的时代已经过去，然而对外求生存、对内谋发展依然是国人关注的焦点，民国政府加快引进西学的脚步并未消除人们的焦虑感。毛子水另议“国故”，暗中对应的虽然还是“国粹”，但已有另起炉灶的意思。胡适在“国故学”与“国学”之间画上等号，则一方面标举国粹思路之外的国故新主张，回应了时代求新求变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最大限度地接续了此前的“国学”问题意识，联合同好，以求在新文化运动的“逆流”中推行“整理国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