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中西史学交流史的一页

——胡适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广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
学术研究

内容提要:

1938年,在现代中国的政治编年史上,是进入全面抗日战争的第二年,也是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但在中西史学交流史上,历史却给我们留下了另一种面相。是年8月,胡适临危受命,出席了在瑞士苏黎世召开的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表了题为《新发现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材料》的英文演说,让域外历史学家首次听到了来自东方历史学家的声音。关于胡适在1938年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一事,在诸多的胡适研究论著中,均未置一字。这是一页被尘封的历史,或许在胡适的总体研究中可以置而勿论,但在中西史学交流史上,却意义非凡,不可忘却。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4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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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3)10-0094-07

       1938年,在华夏大地上,战火纷飞,灾难深重,中华民族真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就是在国人心目中留下的印象,一种刻骨铭心的历史的“集体记忆”。

       在这灾难当头、战乱频仍之时,历史也给我们另一种面相,倘说中西史学交流史,这一页不应被遗忘。

       1938年,欧洲亦战云密布,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战前夜。就在这样的形势下,8月,在瑞士苏黎世召开了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胡适临危受命,代表中国全程参加了这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这段往事,在中西政治史框架内,也许不屑一提,但在中西史学交流史的视野里,则需要重新补写这一页不能遗忘的历史,①将胡适这页“学术之旅”,放在当代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大格局中,重新评估它的历史意义、重要地位与深远影响。

       1938年,正值中国进行全面抗日战争的第二个年头,其局势可做如下点陈: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者攻陷南京。

       1938年1月16日,日本内阁首相近卫发表声明:“帝国政府今后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由此可见狂妄与嚣张之状。

       然而,是年3月23日至4月6日,在台儿庄战役中,中国军队重创日军,挫其嚣张之气焰。

       是年秋,日军发动“秋季大攻势”,重镇武汉与广州相继失守,然日军的攻势作战也宣告结束。

       1938年11月3日,近卫发表第二次声明:“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与1月16日的近卫第一次声明相比,反映了日本武力迅速征服中国美梦的破灭。

       1938年,动荡与不安,外患与内困,交织在中国现代史上。

       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对应邀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一事,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1936年12月17日,时任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简称“国际史学会”)主席哈罗德·泰姆普利(Harold Temperley,一译田波烈,或吞泼来)致函中央研究院,函称:据我从南京、北京、上海等地的所有权威人士及教育部长那里进行长期的调查而得出的结论:中国申请加入国际史学会的时机已经成熟。[1]

       泰姆普利主席对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确实颇为热心。1936年底,他应邀访华。②11月,他作了题为《致中国史学者》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这样赞美中国:

       我既不是诗人,也不是政治家,我属于一个国际组织,不会很随意的去表达我对某个特殊国家的偏好,但是有一点我很确定,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声称自己在思想和知识方面做出的贡献比中国多。中国吸收西方的知识,丰富自己不朽的传统,她一直很伟大。[2]

       泰姆普利鼓励中国应融入国际社会,走向世界。他进而说道:

       中国仅仅发展和吸收西方的文化是不够的,她应该带着复兴的民族文化面向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有一个包含其文化的国际形象,就像它应该拥有一个包含其文化的民族形象一样。每一个国家都会对世界其他国家有一些贡献,并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得一些收获。国家就像蜜蜂,从四处都收获一点来酿造国际生活的蜜,创造放之四海皆可的通用科学。[3]

       泰姆普利的这番话,既睿智又不失形象,他旨在诚挚邀请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作为国际史学会主席,扩充阵营,发展新会员国,这也是他的职责。为此,他热情地说:

       如果中国敲了这扇门,我想她不用等太久就可以进来了。中国史学者兄弟们,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机遇啊!……如果能在我任上得以实现,那将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时刻![4]

       对于泰姆普利的盛情邀请,中方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引起了当时中国学人的极大关注。③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与中央研究院磋商的信函往来频繁,鉴于当时中国还未成立全国性的史学会,经过研究决定,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名义致函国际史学会,代表中国申请加入,并与泰姆普利不断地进行了沟通。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政局难料,形势遽变,但中方主意已定。这一点,从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在1937年10月25日致泰姆普利的信函中可以得到证实:

       我们这方面,中国期待按照约定的安排参加明年8月的史学会议。中央研究院正在为参加会议做筹备,这项工作不会因为战争的危机局势受到任何影响。[5]

       更值得一提的是,中方不仅派代表莅会,还指示代表力求在加入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后,在该委员会中争得重要位置。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致教育部函中明确指出:“中国在此会中必得最优待遇,即英、法、意、德诸国人待遇是也。”又云:“中国历史最长,不可在此会中仍为二等国。”[6]

       在我国,先贤于史多有精义,不管是刘知幾的史“为国家之要道”说,[7]还是龚自珍的“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论,[8]这种历史意识似乎已融汇在国人的血脉中,成了华夏民族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于是中方相关政界要人与学界领袖执意让中国史学融入国际史学界的迫切愿望,当然不会因战争危机而动摇,这种诉求也不会因局势动荡而放弃。总之,中国欲加入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和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决不会受到外部环境的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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