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3)05-0031-13 东方文化派与学衡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两个重要的文化派别。新时期以来，学界给二者的定位，已由此前的反动守旧派转为文化保守主义，以为同属于主张新文化的力量。这自然是学术进步的结果。但是，二者根本的思想主张有何异同及其缘由何在？这显然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迄今仍未见有人论列。实则，欲回答此一问题，端在理解欧战前后西方现代社会思潮的变动。正是由于二者都站立在了西方反省现代性的，新的思想支点上，同时却又分别服膺其中不同的两派思潮：以柏格森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即浪漫主义的生命哲学和以白璧德为代表的美国新人文主义，故同中有别，异彩纷呈。余英时先生说：“白的人文主义确实构成了新文化运动史上一股潜流，不容忽视。”①实际上，还可以进一步说：二者所代表的整个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都“构成了新文化运动史上的一股潜流，不容忽视”。故本文的切入点，既可以深化对东方文化派与学衡派的研究，也为丰富新文化运动研究所必需。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发展，欧洲社会贫富对立与阶级冲突日趋尖锐。欧战的爆发更是创深痛钜，令欧洲人陷入了惶恐与绝望，出现了所谓“理性危机”。缘此，人们不能不对西方文明进行反省。此种反省，除了马克思主义主张社会革命论外，主要取向是反省现代性。它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日益精进的以理智化为核心、以征服自然与追求效率为目标的所谓现代性，造成了机械的人生观；人们因之相信物质至上，科学万能，失去精神家园，堕入物欲横流、尔虞我诈的境地，最终导致了欧战的发生。人们相信，只有尊重人类的内心生活，恢复精神家园，才是拯救西方文明的惟一出路。故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述非理性主义的反省现代性思潮便应运而起。 此一思潮肇端于尼采，到20世纪初，以柏格森、倭铿为代表，强调直觉、自由意志、精神生活与“生命创化”的生命哲学风行一时，则标志着此一思潮达到了高潮。柏格森认为，宇宙的本源在于生命冲动，正是此种生命冲动不断推进万物自主与创造性的进化过程。自觉地顺应此一过程，既表现为人类的精神生活，同时也体现为人类应有的理想追求。他为倭铿的《生活意义及价值》一书作序指出：“本此努力向上之精神，以求超脱乎现在之我，以求创造其他高尚之活动形式。质言之，人类行动上固未尝无一种理想，然理想不过表示方向，今日所以为满意者，明白则又吐弃之。故此理想为暂时的而非永久的，日在变动不居中，而非一成不易者也。”倭铿也强调：“自然主义之误，在但知物，不知心灵作用，不知生活过程，不知苟无心灵无生活，虽欲知物察物而不可得矣。故一旦以心灵以生活为出发点，则此宇宙观必为之大变，而一切实在自不容自然主义公例之桎梏矣。”作为柏格森与倭铿的共同学生，张君劢因之总结说：“所谓生活意义不在智识之中也，活动即精神之本体也。物质由精神驱遣也。及此者，皆近来生活哲学之大根据，而柏氏、倭氏共通之立脚点也。”②生命哲学又称生活哲学、“变”或“动”的哲学，虽不脱唯心论的窠臼，但其本质在于反省资本主义，尤其是反映了人们渴望摆脱理性主义的机械论束缚的普遍诉求，故仍有自己的合理性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乔治·杜比在他主编的《法国史》中说：“1914年，阿诺托写道，柏格森的哲学以‘对生命的礼赞’和‘对生命的积极辩护’回答了‘我们时代的呼唤’。于是，在报刊媒体上，在书店的书柜里，在沙龙的谈话中，我们到处都能感受到对非理性主义的全面回归和对实证主义的普遍拒斥。’”③彼得·沃森在所著《20世纪思想史》中也写道：“以‘解放者’著称的柏格森，变成了使西方思想摆脱19世纪‘科学宗教’的救世主”，他“借助消除‘决定论者的噩梦’而‘解除了整个一代人的痛苦’。”④ 在当时西方反省现代性的思潮中，尼采、柏格森、倭铿诸人代表的是其主潮，即非理性主义的浪漫主义取向；另有一支流，则是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白璧德与莫尔为代表，称新人文主义。他们认同非理性主义，但对于浪漫主义的取向却不以为然。在白璧德看来，文艺复兴在以人性反对神性的同时，却走向了另一极端，即无限夸大人性，而无视道德的规范，导致机械主义与人欲横流。他说：“这种联合导致了时代的登峰造极的愚蠢＋大战。在人们所目睹过的疯狂表演中，恐怕再也没有比成千上万的人动用着有科学效用的庞大机器彼此将生命送进地狱更疯狂的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开始就遵循了错误法则的世界之中，这个尽管已经受到了很多警告，却允许自己再一次陷入可怕的自然主义的陷井。”⑤白璧德主张借助东西方伟大的传统与经验，确立一种普遍的标准与价值体系，以实现对人性的必要约束，使文明发展重新归入道德的正轨。他肯定柏格森哲学对于理性主义的反叛，但于其主张的生命冲动说，却持激烈的反对态度。他说：“这种类型的反理智主义者所反对的是以科学的或伪科学的理性主义将世界机械化。他试图通过浪漫主义的自发性之路来摆脱机械主义。这实际上意味着他准备屈从于自然主义的流动性，希望凭此变成有‘创造性的’。不幸的是，这种放弃包含着牺牲标准和有意识的控制，而真正对人类有价值的创造则需要这些标准和控制。”⑥在他眼里，浪漫主义与理性主义无非一丘之貉，因为二者反对对人性的必要约束和主张放纵的自然主义并无二致。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在20世纪20－30年代也达到了自己的高峰，不过其影响力毕竟无法与前者相比。 尽管反省现代性思潮内部存在上述不同声音，但二者相反相成，却进一步彰显了欧战前后西方现代社会思潮的变动。这不是某种具体观点的变异，而是意味着“一种新的世界观开始形成”，“使欧洲意识产生了巨变”⑦。它成为西方现代思想发展划时代的分水岭，开后现代主义的先河。 西方现代社会思潮的变动同样深刻地影响了东方。20世纪初年，反省现代性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一道传入了中国。章士钊、张君劢、张东荪诸人是柏格森生命哲学传播的有力推动者，五四后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两书相继出版并风行海内，则是其达于高涨的标志⑧。新人文主义在中国传播，主要得益于于1915年后进入哈佛大学师从白璧德的梅光迪、吴宓等中国留学生。梅光迪曾回忆说：“回首十五年前，白璧德的课程引起了当时正在哈佛钻研哲学和文学作品的中国学生的注意。此时能意识到白璧德和莫尔及其作品、思想价值的人并不多，中国学生应算是其中之一。他们将两人与歌德和马修·阿诺德相提并论，认为两人以同样无可辩驳的权威指出了‘现代社会的病垢’。这些中国学生回国之后，便担起了向中国读者推荐并阐释这两位批评家及其作品的任务。”⑨这些学生归国后依托东南大学，于1922年1月创办《学衡》杂志，一边宣传白璧德的学说，一边抗衡新文化运动，不遗余力。后复将所刊译的白璧德作品汇辑成《白璧德与人文主义》一书，由新月书店出版。《学衡》为梅、吴诸人推动所谓“中国人文主义运动”的主要阵地，一直延续到了1933年才停刊。主编吴宓坚韧不拔，被誉为“华之白璧德”⑩。梅、吴诸人自然被人目，为学衡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