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获得全面胜利，在淮海和平津两大战场，虽然仍处于对峙状态，但江北国民党军全线溃败似成定局。1949年初，国共彻底攻守易势，江南地区局势顿时变得极不确定。在这样的形势下，南京政府一方面中枢易人，开始与中共接触谋和；另一方面仍积极备战，并有计划地或临时将政府机关和文教机构迁往华南地区和台湾。最近，林桶法对大陆政权易手之际南京政府行政院、外交部、资源委员会、中研院等机构以及重要文物和“外省人”迁台的经过进行了细致的梳理。①林著注重“迁”的过程，而事实上，在此历史关头，有更多的机构(特别是学校)和个人在“迁”和“留”之间选择了后者。或者更准确地说，对于很多人来说，去与留原本都是选项，抉择背后的复杂缘由值得审慎体察。 尽管学界视角各异，但大概都不否认1949年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关键年份。在历时一甲子之际，以1949为主题的学术著作颇有涌现。②本文以1949年政治变局中位于南京的中央大学③为例，为1949这一特殊的历史和政治符号提供一个具体而微的考察视角，希望深入对大陆政权易手之际高校应对问题的认知，探讨此时国共两党的措置对大学师生群体的去留产生何种影响，并呈现历史转折点上多数普通人的“历史感受”。 一、迁或留：中央大学的“应变”准备 1948年十一二月间，华东和华北两大战场鏖战正酣，战事对国民党军渐趋不利。由于解放军可能很快攻占江北全境而致南京不保，从11月起，南京政府行政院便开始部署在京各机关的迁移工作。④12月7日，教育部致函中央大学，转达交通部疏散事项，教职员疏散由交通部疏运会统一安排车票，疏散路线为南京—上海—杭州—株洲(换票)—衡阳—广州、柳州。⑤同时，和疏散各机关人员眷属一样，中大教职员可借支薪津两个月。⑥到12月底止，中大实发3个月疏散费，并在上海设立办事处。⑦ 由于时局不稳，人心惶惶，到11月中旬时，中央大学学生多无心上课，课堂人数寥寥，不少人已提前离校，教授们也生活困难，“对于上课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⑧12月中旬，中央大学提前放假。⑨12月底，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南京会晤中央大学校长周鸿经。周鸿经透露，中大校方已派教授范存忠至台湾，胡焕庸至福州，另二人到广州寻觅新校址，但周深感“迁移计划不易实行”。⑩在12月20日致学生李新民的私函中，周鸿经说因行政院改组，教育部对学校迁移尚无指示，“瞻望前途，殊为茫茫”。12月31日，周鸿经再致函李新民，说在任校长半年之后已“颇思隐退”，他的家眷已转移到上海，校内同仁对于是否迁校，意见“颇为分歧”。(11)可见，中央大学迁校计划从此时已开始着手，但具体部署尚不明朗。1949年1月15日，胡焕庸致函校方，称已在厦门大学初步确定临时校舍，但容量不足，教职员住宅仍未能落实。(12)1月21日，中大校长周鸿经致函教育部，请求教育部致电厦门大学校长，对中大觅址予以协助。(13)台湾方面，范存忠并未找到校舍。(14)同时，周鸿经还与教授郭廷以商讨迁校事宜，准备一部分迁福建，另一部分迁台湾，最后目标为台湾。郭廷以在台湾各地觅房，没能得到台湾省主席陈诚的支持，校内也无甚响应，所以迁台准备工作未能继续进行。(15) 由于江南形势危急，1949年1月18日教育部训令中央大学，因战事紧急，员生和图书仪器设备应早日疏散。(16)1月21日，中央大学为此召开校务会议，商讨学校“应变”方针。文学院提出“以不迁校为原则”，决议通过。同时确定3项应变办法：(1)学校应从速筹措应变经费尽可能提早致送同人薪津；(2)文卷册籍图书仪器应将不急用者尽量装箱并择要运送上海暂行存储；(3)员生及眷属在军事危急期间不愿留京者，宜由学校在可能范围内另筹安全地点设立疏散站，以便于必要时退避，其愿留京者应由学校尽量储备食粮燃料以资急需。会议最后又通过组织全校“应变委员会案”，当场票选江良规、戈定邦、蔡翘、刘庆云、何义均和胡家健为筹备委员，商承祖、吴功贤和李旭旦为候补委员。(17) 在中大校务会议商定学校应变方针之前，许多院系并无迁址意向。1月10日，竺可桢见到中大教授梁希和刘庆云，得知医学院表示不能移动，农学院全体教授会议也主张“不动”。1月15日，竺可桢又得知中大医、农、理、工各学院多数教员均不愿离开南京。(18)由此可见，校务会议决议通过以不迁校为原则，实有较强的“群众基础”。 事实上，中共在事先也进行了有组织的策动。1948年9月底，中共中央上海局对时局的判断是1年左右打垮国民党统治，为此确定基本方针：“积极的广泛的发展力量、巩固与扩大核心、加强重点工作、依靠基本群众、团结人民大多数的原则上，来为彻底解放京沪与具体准备对京沪的接收与管理而奋斗。”(19)10月，南京地下党已展开对机关学校公务员学生的宣传鼓动工作，反对迁移。(20)1949年1月，行政院草拟“国立院校应变计划”，要求“各院校分别拟具应变计划，选定校址，呈教育部后迁校”。之后，中央大学内的中共地下党和新青社(中共外围团体)成员借助师生关系，分头登门拜访著名学者教授，陈说迁校弊端，消除大部分教授对共产党的疑虑心理。同时，校内的左派教授梁希等也配合地下党教员干铎和陈建人，说服系内外教授反对迁校。(21)范存忠曾受校长周鸿经指派赴台湾寻觅新校址，当时他与历史系教授贺昌群住同院，中共地下党员、历史系助教王觉非通过贺昌群的关系争取范存忠反对迁校，并留在南京。(22) 此外，位于南京的中央大学迁校与否，也受到当时政局的影响。1948年底1949年初，淮海战役正酣，战火燃至长江边。在战事吃紧之际，为了人身安全计，中大校内主张迁校者甚众。但随后政治空气发生新变化。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布元旦文告，释出与中共停止内战、谋求和平意愿。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并于翌日发布文告称，“将以高度之诚意与最大之努力谋取和平之实现”。于是，国共和谈曙光乍现，国内顿时弥漫和平空气。若就此停战，无论两党关系如何改变，国家政权性质怎样确定，南京城必可避免兵镝之祸，故校内不迁的舆论又占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