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K2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3)05—0089—21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北方建立的巩固的根据地，后来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学术界也称西北革命根据地)。这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仅存的完整的根据地，为红二十五军、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探讨其历史经验教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建立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的计划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组织直接受中共陕西省委管辖，因此，这块根据地在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中遭受的曲折与中共陕西省委有着密切的关系。探讨陕甘边根据地建立与发展的历史经验，自然要先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建立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的计划进行分析研究。 1927年春夏，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陕西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革命运动遭到了失败。7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派组织部长李子洲奔赴武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请求指示。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9月上旬，李子洲带着八七会议文件和中共中央关于陕西工作的指示回到西安。9月26日至27日，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在西安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关于组织工作决议案》、《关于农民斗争决议案》、《关于军事运动决议案》、《关于接受中央“八七”决议案及其指示之决议案》等文件，指出：“西北上广大的贫苦农民群众，必能在我们领导之下成为一种无敌的革命力量！”提出“组织工农穷苦民众，率领他们向敌人进攻”，“在土地革命的政纲之下，领导农民群众，作一切公开与秘密的斗争，创造乡村的农协政权。”[1]决定“今后应尽力的将党的基础树立到农村中去，并尽力在斗争中吸收大量急进的贫农到党中来。”“今后军队中的工作应与农村一样的注意深入，健全军队中的支部，大量的吸收由农村中来的革命青年。”认为“有了大量的健全而充实的军支部，然后才能在军事行动上发生党的作用。”提出了“党到农村中去！”“党到军队中去！”的口号。[2] 文件还指出：“就目前国际与国内的形势观察，我们的军事根据地，除去东南，即以西北为重要。所以在西北上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目前的重要任务之一。”[3]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十分重视利用和保存农村旧有的武装力量，提出：“我们一方应积极的培养我们的军队，一方更应积极的用各种方式武装农民，并予以简单适用的军事训练，以增强他们的战斗力，方能巩固革命的基础。并采用各种完善的方法，保存农民的武装，除利用红会、硬团、民团、保卫团……等旧名义外，于必要时亦可上山，只要能保存得着武装。”[3] 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还把目光放在改造土匪武装上，指出：“土匪原来多是破产的农民，被乡村封建阶级不断的经济压迫，不得已而才上山的。只要运用得当，他们的确是贫农的好朋友，是农村阶级斗争中别动的生力军。应择其可以引上革命途径的诚恳的与之联络。”[3] 上述文件说明，中共陕西省委贯彻执行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有以下几点值得肯定： 第一，党的八七会议前后，中共中央在组织实施武装起义时，是以领导湘、鄂、粤、赣的秋收起义为中心，而对西北地区则是不太重视的。因此，当时党的领导骨干、军事骨干、军事力量全集中在上述四省。对于陕西，没有派重要领导干部和军事骨干前来组织武装起义。中共陕西省委却能从国际国内的全局出发，确定在西北建立军事根据地作为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当然，具体在西北什么地方建立根据地，陕西省委还只能随着武装起义的发展来看。 第二，当时全党的指导思想是以城市为中心，南昌起义是为了夺取南昌，后来的广州起义是为了夺取广州，中共湖南省委组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为了夺取省会城市长沙。陕西省委没有以占领城市为中心工作，而是根据陕西省的实际，把重点放在农村建立党组织和农民武装上。并且提出了为了保存农民武装，必要时可以“上山”的思想。 第三，比较正确地分析了土匪武装的阶级构成，提出了打入到土匪武装、改造其为革命武装的途径。 中共陕西省委扩大会议后不久，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乐亭等，于1927年10月组织发动党所掌握的石谦旅的军事力量在陕北清涧起义。这次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部队转战清涧、延川、延长、宜川、韩城、安定、安塞、保安等县，虽未建立根据地，但在陕北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培养了谢子长、阎红彦、杨重远、白锡林等一批干部。这些干部后来成了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领导和骨干力量。 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各地起义，开展武装斗争。然而，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并没有认识到革命形势已经转入低潮，而是错误地估计形势，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地要求一些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因此，党内的“左”倾盲动情绪逐步滋长起来。1927年11月9日至10日，在瞿秋白主持下，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认为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已处于崩溃边缘，中国出现直接革命形势，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