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号作为国家或王朝的标志，通常具有命名的鲜明性与使用的稳定性。有辽一代则不然，曾多次反复用“辽”、“契丹”为国号，为何会出现这种与常理相悖的现象，长期以来殊无的解。对于这种现象，学者通常多以揣测之辞解之，因史籍记载之阙略，率能成一家之言，而难成为学界共识。笔者在研究《辽史·地理志》时发现契丹曾一度以箕子正统自居，其改易国号，与这种正统观的变易密切相关。盖辽起于朔漠，建立封建王朝后，势必要为民族起源、王权承接寻找合理之理论，以厌服人心民意。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舍弃《周书》以来契丹源于炎帝之说，确立契丹祖源于黄帝，从而将自己打造成为契丹族的“黄帝”，算是解决了民族起源问题。[1]如果设想辽太祖在取得燕云十六州后去世，则考虑其王朝的承继之由，必然要承接北魏之衣钵。①因其舍东部鲜卑宇文氏之炎帝说，转而取北部鲜卑之黄帝说②，固然出于托神改制的直接政治需求，也为宣扬王朝传承之由埋下了伏笔。辽太宗初期未有改易国号之举，直至破石晋后始改国号为“辽”，其逐鹿中原之意昭彰耳目。但耶律德光何以不踵其父足迹，取现成之“北魏名号”而转以陌生之“辽”为国号，则因其汉族智囊集团以为“元魏”亦不足以厌服汉人之心，故转而别寻渠径，以“辽”为国号，为契丹进取中原做“正统论”方面的铺垫；其后裔复以“契丹”为国号，此为契丹族保守派与汉族正统派斗争之结果，固无足论。至于辽道宗时复踵辽太宗故智，重改国号为“辽”，则是文化上颇为自信，自觉已能与南朝抗礼，宛如北魏与东晋之关系，故有改易国号之举。兹摭拾旧史，揭其隐覆，求教于方家。 一、辽国号研究综述 辽改易国号一事在《辽史》纪事中没有明确记载，这是一个很大的疏漏。清代学者赵翼是通过《东都事略》[2]409－413的相关纪事内容注意及此的[3]583，其后，在《陔余丛考》中也曾用“辽复号改号”一事来批评《通鉴纲目续编》体例的不当。③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也注意及此。④但清代学者没有继续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对于现代辽金史学者而言，辽频繁改易国号的原因以及辽放弃习惯的“契丹”国号而改名“大辽”的意义何在，长期以来一直是学者们呕心沥血破译的历史之谜，也因此产生许多种解释及假说，兹为叙述便利故，简介于下： (一)关于契丹国号意义的研究 关于契丹国号意义的挖掘，有两方面的研究重点，一是“辽”、“契丹”二号的本义；二是“辽”与“契丹”两国号之间的关系。对于前者而言，一般解“辽”为“辽水”，解“契丹”为“镔铁”。20世纪30年代，冯家昇在《契丹名号考释》一文中曾详细考绎“契丹”、“辽”两国号之蕴义，认为“契丹”可解为“镔铁”，乃民族之号；“辽”则国号，得名于辽水。⑤冯家昇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先行者，所做的工作又十分细致，因此，此说一出，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当然，也有学者并不认同冯家昇的见解，如景爱就提出契丹与辽水的关系并不密切，辽朝统治者数度改易国号皆在本民族实力最强大时，故“辽国”一号，实得名于“辽远”之意。[4]35笔者不认同景爱先生的“辽朝至少九改九复国号”的观点[4]37，也不认同其改国号为“辽”是“辽远”的意思，从而寓托了其疆域扩张之志[4]41。关于契丹的族源地问题，学术界仍存在很大的分歧。⑥但笔者认为景爱反驳冯家昇一派的主张是有一定道理的，即“辽水在东丹国境内，不在辽朝的腹心地区，因此，辽朝以辽水得名一说既不符合事实，又不合情理，是不能成立的”[4]41。但无论是冯说的支持者，还是景爱等的新说，皆不足以惬人意，其以“辽”为国号的秘密仍未破解。尽管景爱等提出质疑，但传统观点仍以冯家昇、姚从吾等前辈提出的主张为正统，对于那些认同者而言，剩下的工作就是补充冯说之不足。冯说的支持者们认同冯家昇对辽国号的解释，认为辽与契丹的关系，正如元与蒙古的关系，前者是用于汉地，后者是用于全体契丹人。姚从吾、岛田正郎等都提出过类似的观点⑦，但共同的特征都是猜测的成分居多，立论的证据不足。所以，支持者多从找证据弥补前说缺略为主，像刘浦江[5]就把精力放在辽朝国号的改易上，他仔细考察辽代文献中汉语“辽”与契丹语“辽”的内涵，强调辽“双国号制”的意义。刘凤翥也在一篇论文中强调辽朝双国号的意义。[6]像佟家江、刘凤翥两位都曾主张契丹是改“晋”为“大辽”，而非改“契丹”为“大辽”。[7－8]尽管他们都认识到了此次改易国号与汉族有密切关系，但斤斤于辽太宗破晋改号的相关记载，遂得出如上结论。 (二)关于契丹首改国号的时间问题 关于契丹首次改国号为“辽”的时间，一般有937、938和947年三种说法。937年之说的支持者是尚铖。⑧938年之说的支持者是陈述。⑨947年的支持者众多，陈垣《廿二史朔闰表》就定契丹于947年改元。其后，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六册⑩、翦伯赞《中国史纲要》(11)、张正明《契丹史略》(12)、刘泽华等《中国古代史》(13)、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14)等均如是说。 937年是辽太宗延续其父天显年号的最后一年，也是辽取得燕云十六州之年，故尚铖认为耶律德光获得建立正统政权的资格，于是年改国号。938年，耶律德光改年号会同，蕴有四海一家之义，故《东都事略》纪其事时称有改元改国号之举，《契丹国志》从之。至于947年，则是辽太宗灭晋之时，《辽史》诸书记载其时有改元改国号之举。笔者的倾向也是947年，也就是说，在此之前，辽未能颠覆任何一个中原政权，仅取中原数州之地，尚不足认为其有染指中原止统之资格。而灭晋后，完全可以“承晋”之后建立一个正统政权。 (三)辽改国号次数研究 关于辽改国号的次数，一般学者都认同这样的见解，即辽太宗时改国号为辽，辽圣宗时复号契丹，至辽道宗时复改国号为辽。[7]25但也有持不同意见者，如景爱就认为辽曾九改九复国号，也就是说，辽曾改国号达18次之多。[4]36刘浦江也曾对此做过统计，但契丹、大辽在金石文字中交叉出现是因为民间对国号的使用较为随便所致。笔者将涉及辽朝国号变化的碑记做了比对，发现景爱之说过于偏颇，倒是叶昌炽所说的“间有不书‘大辽’，书‘大契丹’者，犹之拓跋氏代魏兼书，示不忘本之义也”近于平实。(15)作为崛起于朔漠的北方政权，北魏、金、元都曾在族源与王朝承接上反复争论，像传世的《大金德礼》就是这种争论的产物；元代直至末季才修成辽、金、宋三史，延误的原因也是因为这种争议长期无法止息。那么，辽建立封建王朝时也少不了这种争议，与完颜金一样，这种争议都源于智囊团汉族知识分子意见的分歧。由于当代学者都没有认识到辽朝曾炮制“箕子道统”的事实，不了解辽朝树立自己正统观的根源，当然也无法了解辽朝改名“大辽”的真实意图。 二、辽国号的改易 《辽史》中没有多少涉及改易国号的纪事，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论及“辽史疏漏处”曾引《东都事略》说：“《东都事略》记：辽太宗建国大辽，圣宗即位，改大辽为大契丹，道宗又改大契丹为大辽。改号复号，一朝大事，而辽史不书”。[3]583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据《辽史》记载，是在公元907年，《辽史》无建国号、年号之举，只有群臣上尊号之事。(16)辽太祖之建年号在公元916年，是年，亦因群臣上尊号，而改元大赦，年号为神册。(17)其后复有改元天赞(922年)、天显(926年)之举，然无涉于国号。盖自唐以来习惯以契丹为族号，草创之初，诸事简易，因而建国后未考虑国号问题，观《辽史》神册五年有“制契丹大字”记载，益可证其时以“契丹”或“大契丹”为国号。辽太宗即位之初，亦无建国号之举，且仍沿用辽太祖的“天显”年号，尤可证其时“诸事简易”之实情。至破晋之后，始更易国号为“大辽”。由于改国号与灭石晋在时间上有密切的联系，且新年号名为“大同”，这一切让人不得不做政治上的联想与解读，认为辽太宗改国号实际反映的是其逐鹿中原、一统四海的野心。事实上，学者们的研究也都是在做政治上的联想与解读，不过角度不同，结论各异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