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 新發現的武義南宋徐謂禮文書①，提供了豐富的關於南宋後期地方官员管理制度的珍貴信息，這些信息，彌補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認識空白，使得我們有可能重新審視學術史中的一些重要議題。 關於南宋地方官員管理制度，鄧小南的《宋代文官選任制度諸層面》(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苗書梅的《宋代官員選任和管理制度》(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都有全面的討論。鄧小南主編的論文集《政績考察與信息渠道——以宋代爲中心》(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集中收入了一批討論地方官員管理和政績考察的論文，反映了這一研究的前沿動向。余蔚的博士論文《宋代地方行政權力》(復旦大學，2003年)對知州的薦舉和考課都有一定的分析，描繪了南宋地方行政管理中官員管理制度的全貌，也給本文的討論很多的啓發。 從以往的研究看，監督、考課、薦舉構成了南宋地方官員管理的三大板塊。其中監督是一個重要的内容，而理解地方監察监督的重心则被置於監司這一層級，監司對州縣兩級的監督、薦舉被視爲地方官員管理的主體内容。徐謂禮文書所呈現的一些新信息，使得我們有可能重新審視這樣的理解是否符合歷史事實。 從薦舉這一方面看，傳世文獻中大量記載的是京官、侍從、監司的薦舉情形，而對知州薦舉涉及較少；同樣地，知州對屬下州縣官員的考課是如何實現的，亦因史料的缺乏而不甚清晰。作爲新出現的關於知州薦舉的第一手資料，徐謂禮文書中的印紙部分填補了南宋後期地方官員管理制度中某些尚未得到研究者重視的空白。 本文試圖從薦舉和考課兩個角度，對徐謂禮文書的《録白印紙》部分進行全面分析。具體而言，通過梳理徐謂禮印紙反映的知州薦舉的基本情況(員額和類型)，勾勒出南宋地方官員管理中州與縣的關係；通過分析徐謂禮印紙所反映的考課批書(成考批書、離任批書)形成的流程，揭示知州在地方官員管理體系中所佔有的主導地位以及監司在這一流程中的缺位。最後，在上述兩部分的分析的基礎上，試圖就更加全面地理解、審視南宋地方官員管理制度提出一些新的思考。 二、徐謂禮印紙反映的知州薦舉的情況 徐謂禮知信州的成考、離任(零考)批書中，保留了大量他薦舉下屬州縣官員的記録，主要包括被薦舉者的姓名、職務和薦舉項目(詳見附表)②。下文謹對這些記録略作分析。 (一)知州薦舉的對象和分布 我們把徐謂禮知信州時的下屬分成州本級和縣級兩個層次。 州本級包括：(1)幕職官：信州爲軍事州，設軍事判官、軍事推官各一員，合計兩員；(2)諸曹：録事參軍、司法參軍、司理參軍、司户參軍、州學教授，各一員，合計五員。 縣級包括：(1)知縣(縣令)，共轄上饒、永豐、玉山、弋陽、鉛山、貴溪六縣，共六員；(2)縣丞：徐謂禮印紙所見只有鉛山縣設有一員，因南宋僅於萬户以上的縣單設縣丞，萬户以下由主簿兼③；(3)主簿：六縣各一員，共六員；(4)縣尉：上饒、玉山、弋陽、鉛山、貴溪五縣各一員，永豐縣設两員(含西尉)，合計七員。以上合計二十七員，此外徐謂禮還薦舉了一批武臣，因與地方行政關係不直接，本文不予討論。 再看徐謂禮對這批下屬的薦舉情況(見表一)。
在知信州三年又五個多月(淳祐八年十二月到任，淳祐十二年六月離任)時間内，徐謂禮對其下轄的二十七個職位進行了接近於全覆蓋的推薦。州本級七個職位中六個職位得薦，其中州學教授和司户參軍還得薦兩次；六個知縣縣令職位全部得到了薦舉；六個縣主簿職位中有五個得薦⑤；各縣縣尉全部得薦。 從薦舉對象的覆蓋情況來看，知州薦舉明顯不同於監司薦舉。監司不僅可以薦舉其轄區内的知州，也可以薦舉知州下屬的知縣、縣令、縣丞，乃至判、司、簿、尉。但監司轄區内州縣太多，無力像知州那樣了解轄區内每一個官員的情況，因此，監司的薦舉往往是有選擇的，不可能具有知州那樣廣的覆蓋面。這種廣覆蓋面說明知州薦舉主要是一種正向激勵，從而維持他本人與這些僚屬、下級的密切關係。但這並不是說，知州薦舉已經完全失去了甄别和選拔的功能，此點下文還將詳細討論。 (二)薦舉的類型 徐謂禮印紙中所記録的知州薦舉類型可謂五花八門，較現有傳世文獻中所反映的要豐富。《吏部條法》《慶元條法事類》等都只是對知州薦舉改官、關升(升從事郎、舉迪功郎充縣令、大小使臣校尉陞陟任使、武臣充知縣縣令)做了規定，而徐謂禮印紙中所記載的，除以上兩大類外，還有：舉朝請大夫以下陞陟任使、特薦、舉所知、舉廉吏等。《吏部條法》中出現的知州可歲舉迪功郎充縣尉一人⑥，徐謂禮印紙中則未見。 各類型薦舉在徐謂禮各考中的分布情況，見表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