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3)05－0114－08 北宋建国伊始就面临着比较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宋太祖及其继任者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施，在与周边政权的斗争中渐渐确立了“守内虚外”的国策。 一、关于“守内虚外”的学术回顾及内涵界定 “守内虚外”一词最早出现在南宋吕祖谦的《历代制度详说》卷10《屯田》中，吕氏抨击当时的防务道：“夫警备于平居无事之时，屯守于阃奥至安之地，未尝有一日之战，而上下交以为至难，此所谓斥地与敌，守内虚外，以常为变，以易为难者耶！”① 吕祖谦批评了当时本末倒置，不把重兵屯戍在边缘要冲，而是屯聚在内部“阃奥至安之地”的戍守方式。他认为，“天下固不当有防内地置重兵而谓之守者也，委长淮之扞蔽，弱襄汉之镇抚，或自庭而堂、自堂而室守之，可乎？”吕祖谦进一步又批评了“斥地与敌，守内虚外，以常为变，以易为难”的政策。 邓广铭先生在《中国史纲要》中首先指出北宋统治者采用了“守内虚外”的治国原则，“在统一南北方的割据政权以后，北宋统治者对于军队的使用、分布和屯驻，采取了‘守内虚外’的原则，在边防地带依然只驻有仅仅可资防守的部队，把大部分军队驻屯在诸州郡的冲要地区，专力镇压各地的农民大众。”②邓先生从军事部署方面指出，北宋统治者采用了“守内虚外”这一原则，主要表现为不关注境外或者不敢与草原民族一争雄长，专力镇压内部可能叛变势力。漆侠先生认为吕祖谦提出的“守内虚外”这种边防政策“虽然是以南宋为靶子，但是他的矛头所向，则指向了北宋，指向了宋太宗”③。高粱河之战失利是宋太宗“守内虚外”政策转换的关键，在遭受了战争失败和赵德昭险些政变的两重打击下，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付那些可能内部反叛的力量上，而武将则是宋太宗用心预防的重点。在当时民族矛盾作为主要矛盾的历史条件下，他无时无刻不在“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将预防内患、奸邪作为头等大事，而把预防外患放在了次要地位，也就是把“守内”放在第一位，把防边放在第二位，将“守内虚外”发挥到了极致。王曾瑜先生进一步阐发了漆先生的观点，认为“守内虚外”政策始于宋太宗，宋真宗在遵守猜忌武将这个祖宗家法的基础上，更加变本加厉，对处理西夏和金的关系上，往往依照战而后和，和而后安的格式行事，以“和戎为利”，换得屈辱的和平，至宋高宗则逐渐转向了“斥地与敌”④。多年来几位先生的看法成为了学术界的主流观点，研究者大致在此框架内进行讨论。 然而近几年来，有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李立先生在《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方法论批判》⑤中，反对“守内虚外”政策始于太宗这一观点。他认为吕祖谦在《历代制度详说·屯田篇》中批评的是南宋的防御政策——“守内虚外”。李合群先生在《北宋“守内虚外”国策质疑》⑥一文中，认为北宋“守内”力量相对薄弱，尤其是京师禁军因“更戍”、外遣等原因力量不断削弱，且在外敌进攻时也不能进行有效抵抗；相比之下，“守外”力量——防御辽和西夏的力量却得到加强。因此得出结论“守内虚外”之说有悖于北宋史实。 笔者认为“守内虚外”有两层含义：开始“守内虚外”的确是从军事层面来讲的军队部署政策，但应注意到在此期间历史场景的变化。起初统治者把主要军队从对外转向对内处理藩镇割据问题，但很快随着辽和西夏的崛起，宋不得不把军队重新布置在边防。“守内虚外”起初是现实需要，但太宗后期、真宗、仁宗战事频仍阶段仍将注意力放在内部统治上，对外实行消极防御。随后“守内虚外”内涵扩大，即发展成一种治国思想，国策的体现。“守内”是如何在中央内部防止“奸邪”，即防范内部可能颠覆政权的力量，并且有效防范并镇压社会不安定因素如农民起义、地方叛乱等，从而维护赵宋家天下的统治局面；“虚外”是一种对外态度，即以不生事为原则，不主动进攻，消极防御，尽量避免正面冲突，随后发展成以“和戎”为利。 二、“守内虚外”国策产生的背景 (一)宋与少数民族政权实力相当，呈对峙态势 宋初的统治者并没有完成民族大一统的成算，特别是对辽朝和秦、灵以西的地区，自宋建立初期就不在宋的疆域范围之内，且少数民族军事实力优于宋方，君臣不愿也无力对外采取积极的政策。而在几次对外战争遭遇失败之后，宋方君臣畏葸胆怯，尤其是雍熙北伐的失败，损失了大批精锐，太宗意识到宋朝军队战斗力与契丹军队之间的差距，放弃了收复幽蓟的企图。除了契丹，宋朝西北部的党项人在其杰出首领李继迁的领导下，与宋展开了一系列反吞并的战争，宋无法彻底剿灭李继迁的武装，宋方认识到与西夏的军事差距，如丁度所说“羌戎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不如也。隘险倾侧，且驰且射，中国之技不如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不如也。为今之计，莫若谨亭障，远斥候，控扼要害，为制御之全策。”⑦丁度指出宋朝的骑兵、武技都不如西夏，最好的方式就是采用防御政策，不主动进攻。宋方西北两面都遇到了极大的国防压力，且都不能消灭对方，因此军事策略上渐趋保守，逐渐以防御为主，维持一种对峙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