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华简《耆夜》看古书的形成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13)06-0018-10

　　《耆夜》是清华简中公布较早的一篇出土文献。篇中武王伐黎及饮至诗歌等内容前所未见，与传世文献形成巨大反差，一时引起学者的热烈讨论。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虽然人们对武王伐黎、饮至礼仪、周公作诗诸事各有不同的诠释，但大多不怀疑其记事的真实性。至于个别学者从礼制、用语等方面加以考察，认为《耆夜》是“现代人的拟古之作”[1]，则似过偏激。不过，这里存在一个制作年代问题。大凡文献的制作年代不同，其史料价值就有高低之分。本文拟就《耆夜》的成书年代和记事内容再作探索，从一个侧面说明古书的形成过程和文献价值，以就教于方家。

　　一、《耆夜》特别的纪年方式

　　《耆夜》开篇即称：“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2]150①这种纪年方式与其著作年代颇相关联，然鲜为学者所察。关于《耆夜》的著作年代，有学者认为“它很可能成书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段”[3]，也有人认为时代可能更晚，《耆夜》中的诗作都应该是“战国时人的作品”[4]，或者是“战国楚地儒士对于《诗》的一种拟作”[5]。这些意见都值得重视，至少比把《耆夜》默认为商末周初文献要合乎事实一些。这里，我们想从《耆夜》纪年方式的角度对其著作年代略作分析。

　　事以系年是中国古典文献的优良传统，这在殷商末年的甲金文中即初露端倪。例如：

　　辛酉，王田鸡麓，获大虎。在十月，唯王三祀，协日。(《合集》②37848)

　　癸丑卜，贞今岁受禾。弘吉。在八月，唯王八祀。(《合集》37849)

　　己酉，王在梌，邲其易贝。在四月，唯王四祀，羽日。(四祀邲其卣，《集成》③05413)

　　癸子(巳)……用作母癸尊彝。唯王六祀，肜日，在四月，亚。(小臣邑斝，《集成》09249)

　　其纪时方式大多为日、月、祀(年)相次，且王年置于文末，个别情况是月序在王年之后。周初金文略有变化，主要增加月相词语以精确纪日，其历日要素通常是以月序、月相(或缺)、历日、王年相次，王年仍然分置篇末。例如：

　　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称武王礼，祼自天，在四月丙戌……唯王五祀。(何尊，《集成》06014)

　　唯八月既望，辰在甲申……唯王廿又五祀。(小盂鼎，《集成》02839)

　　传世文献中也有以历日、月序、王年相次之例，如《尚书·洛诰》云：“戊辰，王在新邑……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及至穆恭以后，以王年、月序、月相、纪日干支等历日四要素融为一体，顺次排序置于篇首，则为金文中一种完备而正式的纪时方式。例如：

　　唯王卅年四月初吉甲戌，王在周新宫。(虎簋盖，《近出》④491)

　　唯三年三月既生霸壬寅，王称旂于丰。(裘卫盉，《集成》09456)

　　唯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王在周穆王太[室]。(曶鼎，《集成》02838)

　　当然，具有四要素的西周金文并不多，但它体现了当时文献对列王纪年的规范表达，即“唯(王)某年”，从无《耆夜》“武王八年”即“某王某年”的纪时方式。尤其是“武王”的“武”为死后谥字，生前万万不能用来纪年。西周虽有几例王者生称谥的金文，但器铭都是该王死后所作，是作器者追述前朝旧事时使用了某王死后才有的谥号[6]，且无一例用于纪年。可见《耆夜》这种纪年方式不可能出现在西周时期。

　　从现存文献看，较早使用王号纪年的著作是《国语》和古本《竹书纪年》。《国语·周语上》曰：“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又《国语·郑语》：“幽王八年而桓公为司徒。”均为使用西周王号纪年之例。至于使用东迁诸王王号纪年者，更为习见，如《国语·周语》上篇“惠王三年”、“襄王十六年”，中篇“定王八年”、“简王十一年”，下篇“灵王二十二年”、“敬王十年”，均是。《国语》记事始于西周穆王之征，下讫鲁悼智伯之诛(公元前453年)。其撰作和编定的年代，无论如何不能早于战国时代。古本《竹书纪年》使用西周王号纪年，是大家所熟悉的。略举数例如下：

　　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来见，宾于昭宫。

　　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

　　幽王八年，立褒姒之子曰伯服(盘)，为太子。[7]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叙述夏至战国史事，止于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原简在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出于汲郡魏襄王墓中，后渐至散佚，今仅有辑本。至于明代出现的《今本竹书纪年》，已非古本旧貌，不可轻信。因魏襄王卒于公元前295年，则墓中古本《竹书纪年》当写定于公元前299年至公元前295年之间。除传世文献外，近出清华简《系年》也出现以王号纪年的情况。其《第一章》说：“宣王……立三十又九年，戎乃大败周师于千亩。”又《第四章》说：“周惠王立十又七年，赤翟王峁起师伐卫。”[8]136，144《系年》记事终于楚悼王时(公元前401年-公元前381年)，其成书必在其后，也是战国中期的事情。既然用王号纪年的著作均成书于战国，《耆夜》当不例外，也应是同一时代的产物。只是这样推断会遇到一个反证，即《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所说“印段赋《蟋蟀》”，而《蟋蟀》又见于《耆夜》，这是否意味着《耆夜》早在孔子出生前后已流传于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