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13)04-0057-07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尤其是1992年前后所发生的社会历史事件，在改变20世纪90年代社会文化语境的同时，也改变了文学理论的知识社会学语境，使得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无论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资源，还是在价值取向、身份认同、功能定位等方面，都开始发生变化继而走向转型。“理论的批评化”、文化研究、文化诗学、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一些20世纪90年代生产出来的文学理论知识和观念，是这一转型的具体表征。 然而，结合更为具体的如大众文化的兴起、现代性反思的发生以及身份政治的凸显等20世纪90年代社会文化语境的具体构成，来理解“理论的批评化”、文化研究、文化诗学、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一些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理论话语，却并非笔者的旨意。本文仅就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的总体走向进行描述，以把握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理论文脉，既而强化当下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有序性和有效性。 “理论的批评化”、文化研究、文化诗学、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文论话语，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文学理论的“大文学理论”①转型。所谓大文学理论，并不是一种实体性的文学理论形态，而是一个借以概括和描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理论特征的语词，其具体内涵可从三个方面解读。 一、文学理论研究对象已跨出了单一的文学形态 文学理论研究对象多元化的构成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一)文学活动 文学活动往往被视为文学理论的直接研究对象，是文学传统中天经地义的设定。这种文学活动就其形态看，在20世纪90年代切实地发生了分化，有大众文学、精英文学、主导文学和民间文学的不同样式②。这种研究对象的分化导致了文学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分化，譬如文化研究主要以研究“大众文学/文化”为旨趣，而文化诗学则更多地对具有审美意味的精英文学感兴趣。换言之，这种分化使得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生产了各种各样与此相关的学术构想和文化策略，诸如“理论的批评化”、文化批评/研究、文化诗学都可以纳入其中。 以“理论的批评化”为例。可以说，正是由于考虑面对文学的分化，理论如果故步自封、偏安一隅，而不参与到具体发生了分化的文学活动现实之中，就难以获取有效的阐释力。为此，有学人提出了“理论的批评化”这一构想，即所谓“一味崇信‘体系’、‘系统’，或恒定不变的理论，往往会牺牲对象的特殊、个别、具体或变化特性。这时理论走向批评，从批评中吸取活的灵性，正是理论本身变革的必然要求。”[1] (二)文化活动 文化活动尤其是当代大众文化活动，往往指那些与大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表意实践活动和具有较大生活构造力的物质产品。20世纪90年代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学/大众文学”逐渐成为主导的文学形态③，一如有学人所言： 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国大陆兴起了市场经济的热潮，通俗文学有了市场的动力。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许多作家开始从事通俗文学的写作，形成了通俗文学的作家队伍。同时，由于图书流通体制的改革，引进了市场机制，也大大刺激了通俗文学的繁荣。 由于1989年春天发生的政治风波的影响，人们对政治的热情冷却，80年代流行的严肃文学已经提不起人们的兴趣，人们需要感性的放纵和逃避，因而刺激了消遣娱乐需求。于是，严肃文学衰落，走向边缘；而通俗文学由边缘而成为主体。[2] 的确，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1993年以来，大众文化逐渐“显影”出来，使得即使不以其为旨趣的其他文学形态也难免受其影响。一方面，任何文学都难以摆脱体制性的市场力量，比如出版传播、消费接受的过程都难免媒介化，乃至商业化④。有学者为此曾提醒说：“人们容易忘记的，恰恰是市场对文学彻底的颠覆性。像政治一样，市场有自己极其严密的体制，而这一体制是以‘利益’编织成的。市场体制具有强烈的迷惑性，也具有无情的排斥性。一个作家要想走入读者的视野，为他们所接受，必须首先为书商、出版社、编辑也即为市场所接纳。在此之前，他虽被告知他有‘无限的’艺术创造的机会，但一旦进入创作过程，精神和艺术便失去了真正的自由”[3]。 另一方面，面对大众文化的时代，其他形态的文学要在文学场域中角逐而生，其结果往往是被大众文化收编，即使不被收编，恐怕多少也要沾上大众文化的气息，一如有学人所言：“90年代文学呈现出与80年代迥异的特征，大众文化的勃兴使90年代文学呈现出浓郁的世俗化色彩”[4]。如此说来，大众文化确实是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抑或可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始，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已难以避而不谈大众文化了，它甚至成为了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主导性经验之源。 而作为大众文化的文学，其性质特点、生产流程、接受样式乃至文化功能等都发生了变化，以至于不妨径直地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主导文学为大众文学，这样可能显得更准确一些。对它的研究，“从文学生产机制的角度切入，是直接的切入方式。从这一角度分析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就不是传统文学研究理解的前者是后者的背景、环境，而是将各种政治、经济力量和社会权力关系作为文学生产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文学创作、出版的过程，就是文学生产的过程；创作文学作品的个人就不再是作家，而是‘文学生产者’；对文学的研究就不能局限于作家、作品的分析，而是要把作品生成的物质条件和生产关系纳入研究视野，关注文学‘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模式。’”[5]这种由于研究对象的变化而导致的从生产机制切入并展开的具有实践性、参与性和更大阐释力的文学理论研究，无疑也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研究方法转型的一个表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