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也是世界上惟一的一种连续六千多年没有间断而日益成熟了的表意文字。对汉字的理性认识从汉代就开始了，传统的汉字研究与语言研究是合流的。中国语言学在19世纪之前的学科结构按汉字形音义为划分标准，分为文字学（以汉字字形为研究的主要对象）、音韵学（以汉字字音也就是汉语词音为研究的主要对象）、训诂学（以汉字字义以及它反映出的汉语词义为研究的主要对象）——这三个门类对“经学”而言，原称“小学”。这种按汉字形音义来划分为三科、以汉字来带动汉语解读与研究的学科结构，被称作“字本位”体系。 20世纪初，章太炎先生接受了西方文化高峰时期的古典哲学、逻辑学、语言学的诸多理念，将“小学”定名为“中国语言文字学”。这个称谓的改变不是一般的名称变化，其实质，是把“小学”字本位背后的语言凸显出来。汉字的形音义中，形是汉字本体所有的因素，音与义则是由它记录的语言移植过来的，“字本位”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必须看到它背后的语言要素，“小学”才能科学化。 汉语解读与研究的“字本位”体系之所以能够产生，并在一段漫长的时间里存在、发展，是因为汉字与汉语书面语的关系确实非常密切；而章太炎先生要将其中的语言问题显示出来，则是因为汉语和汉字并不是完全相同的符号系统，汉字系统不能简单地替代汉语系统。但是，由于中国语言文字学在19—20世纪之交缺乏自己的语言学与文字学的理论体系，汉字与汉语的纠葛问题始终没有理清。20世纪以来，受到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汉字取消论”的影响，中国语言学在文字与语言关系问题上，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一方面，有些人信奉“洋教条”，不承认汉字与汉语关系的密切程度远远大于拼音文字与其语言的关系，忽略汉字在语言研究与教学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有些学者出于不满意中国语言研究的“西化”，认识到汉语的研究必须遵循自己的特点，抱着继承传统的良好愿望，再一次把“字本位”问题提到日程上来。现代“字本位”理论是徐通锵先生提出并做了初步探讨的①，它在两个方面不同于传统“小学”的“字本位”：第一，它离开了以意义为中心的“小学“传统，而用来解决汉语句法与构词法问题；第二，它不再是面向历史文献语言也就是文言，而是面向现代汉语。这两个“字本位”似乎已经不是同一个问题，但是，他们同样必须正确解决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同样是“字本位”，现代理论不应当是从零开始，而必须追溯拥有丰富经验的传统“小学”在用汉字带动汉语解读与研究的过程中遇到过什么问题，解决了什么问题，还需要继续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也还应当考虑到，从文言到白话，汉字和汉语都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们还像先前那样相互切合吗？语法是由西方引进的语言学分支学科，不是传统语言学固有的，“字本位”的理念对于这个新加入的研究领域和过去的“小学”在理念和方法上能不能综合在一起？又有哪些相关的规律需要切磋？遗憾的是，现代“字本位”理论并没有关注过传统语言学，没有首先从解决汉字与汉语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上起步。 另一个问题是，传统“字本位”已经带上了字与词分界不清的枷锁。传统语言学走向现代需要既吸收它在方法论上的经验，发掘其中的潜理论，又需要站在今天语言学的高度，批判它在字词关系上含混、笼统的弱点，改用新的方法。传统语言学在现代的起点是章太炎先生的“中国语言文字学”，而不再是“字本位”的“小学”②。徐通锵教授现代“字本位”理论的思考是系统的，如果他的理论继续向纵深发展，应当可以发现这些问题并加以解决。不幸的是，在他的理论研讨过程中，有一些貌似推崇汉字而未能消化汉语基本常识的论调声浪渐渐高涨——有些说法混淆汉字与汉语的界限，否认汉字构形系统与汉语词汇系统是两个虽互有关联却实质不同的符号系统，甚至分不清“汉字”和“书面汉语”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把汉字和汉语混为一谈，将汉字教学与汉语教学混为一谈。有些说法甚至颠覆了“汉字是纪录汉语的第二性符号”的命题，以汉字起源时的前文字现象为据，否认汉字记录汉语的实质，以致否认“汉语先于汉字产生”的历史事实，进而延伸出“儿童可以不通过学习汉语，直接学习汉字”，以及“学习汉字比学习汉语更容易”等违背常识的说法③。这些说法与徐通锵教授严肃、深刻的“字本位”理论探讨实质上完全没有关系，却统统攀附在“字本位”这条藤上，使传统“字本位”原则和现代“字本位”理论的合理性，严重的受到了干扰。 一个有价值的理论，尽管还不完善，可以在研究中完善，然而一旦被错误地或片面地解释，或者被夸张地应用，它的合理部分便会受到损害甚至会失去可信度。真理多走一步变成谬误的事，在学术史上是不乏见的。 汉字与汉语的关系早就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结构主义语言学学者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在他划时代的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说： （世界上）只有两种文字体系：（1）表意体系。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不取决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体系典范例子就是汉字。（2）通常所说的“表音”体系。它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连续的声音模写出来。表音文字有时是音节的，有时是字母的，即以言语中不能再缩减的要素为基础。④ 索绪尔的这段话，可以理解为他明智地放弃了对他不熟悉的表意文字记录的语言的论断，也可以理解为是他对使用表意文字记录的语言的一种歧视，不论是哪一种，他明确地把世界文字符号划分为两种不同的体系，我们是完全可以接收的。这种划分其实是从文字符号与语言的哪个要素发生直接关系的角度为标准来判断的。语言的要素要言之只有音与义，这两种文字体系中，第一种体系的字形依赖语言的意义来构造，第二种体系的字形依赖语言的声音来构造。如果除去任何分类都可能有的中间状态，从最典型的情况来划分文字的类型，因义构形与以音构形，应该能够穷尽地表达世界文字主要类型的全部。毫无疑问，汉字属于索绪尔所说的第一种类型——因义构形的类型（表意文字）⑤。由此看来，汉字与汉语的关系问题，既涉及一般的文字与语言的关系，又进一步涉及到索绪尔没有也不能涉及的表意文字与语言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