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石刻文字的特征及成因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民不聊生，但同时也是一个个体相对自由的时代。这一时期，国家约束力较弱，私学、家学盛行，文化辐射到中下层，文字传播使用范围扩大，参与者众多；草、行、楷等多种书体并存，楷书尚未定型，隶书又有复兴，各书体交叉影响，异彩纷呈。书法在这一时期成为一种艺术，得到人们的重视而空前繁荣；刊刻碑石一度兴盛，书家、刻工纷纷参与其中。所有的这一切，都使魏晋南北朝石刻文字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一、系统性与稳定性

      魏晋南北朝石刻文字的系统性表现之一，是文字单用和作为构件使用时其写法基本是一致的。只不过作为构件使用时，为了整字的空间布局，有稍微变形的现象。如“手”构件，在作偏旁时一般会作“扌”形，在“举”“攀”（指这一时期的石刻字形）等字中变成了“”形，但皆属“手”系列。有的是构件稍变，从此构件之字也随之变化，如“土”字为了和“士”字相区分于下面加点。因为“土”字则往往下横较短，易混同“士”，因此加上一点以区别。如晋永康元年《张朗墓志》、北魏正始二年《李蕤墓志》、北魏正光六年《李遵墓志》“土”字都是加点的。并且文字也显示出极强的系统性，从“土”的字，也几乎都加点，如十六国后秦弘始四年《吕宪墓表》“城”字、北魏正始四年《元思墓志》“壤”字、北魏正始四年《元嵩墓志》“塗”字、北魏正始元年《法雅与宗那邑等造塔记》“塔”字等。从我们掌握的情况看，构件从“土”的字加点，是滞后于“土”字加点一段时期的，也间接证明“土”字加点就是为了和“士”相区别。而构件从“土”的字加点，则是文字的系统性使然，或者说是人们的使用文字的系统心理使然。魏晋南北朝石刻文字的系统性的又一表现，就是虽然这一时期有较多的构件统用、换用甚至混用的情况，但整个文字系统运行良好，构件的混用等并没有大的影响；即便是出现一些同形字，但由于这一时期双音词的大兴，对文字系统的正常运营也没有造成影响。

      启功先生曾说：“文字孳乳，生生不息，欲求其一成不变，其势实有不能者。但使轮廓可寻，纵或点画增减，位置移易，亦不难推绎而识之。今人常言‘方块字’，其方圆功罪，吾所不知，惟念汉字流传数千年，自甲骨金文，以至联绵狂草，人得而读者，正以有块可寻耳。”[1]启功先生所言，其实就是文字的稳定性。数千年以来，文字一直在变，但自甲金到简帛，直至石刻，汉字的传承一直没有断，汉字的一些稳定的因素一直在起作用。魏晋南北朝处在汉字史上隶变已经完成，是汉字由隶到楷、楷书定型的转变时期。当文字由一种字形系统向另一种字形系统过渡时，一方面旧系统的影响难以摆脱，另一方面，新系统的创新因素不稳定，此时就是文字多样性的多发期。隶变已基本完成了对汉字的结构性改造，魏晋南北朝石刻文字的布局已基本稳定。这里的“文字多样性的多发期”是指在文字布局已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在笔画和笔画组合的构件内所进行的“修修补补”。此时，文字笔画样式的多样性及每一种笔画变体的丰富性，笔画位置、置向及组合关系的多途径尝试，是“文字多样性的多发期”所涵盖的内容，也是造成多数字都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这不能撼动文字结构大致稳定的主导地位。

      我们再从一些字书，特别是小学启蒙字书的作用来看。魏晋南北朝的启蒙字书流行最广泛的，就是西汉史游编的《急就篇》和梁朝新编的《千字文》。均属日常用字，指导儿童习字。其他的字书远没有这两本流行广泛，影响众多。魏晋南北朝的启蒙教材多由书法名家或学者书写，比如当时就有钟繇、卫夫人、王羲之、索靖等书家的本子，而《千字文》也是周兴嗣集王羲之的一千字拓印而成，是集识字、学书、教化于一体的启蒙教材。近代以来，考古发现的《急就篇》遗迹，汉简中有篆体，也有隶体；古楼兰遗址发现的西晋文书残纸上前四行作真楷，后四行作章草；1960年出土的《急就篇》残纸，属楷书。周本《千字文》属真草兼用。以此看，启蒙字书不会有只用草书写就的。可以想见，这两本启蒙字书对当时人们的书写规范、书写习惯会带来多么大的影响。我们从传世的智永真草《千字文》的两种重要版本之一的宋拓“关中本”中找出一些字，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石刻文字对比一下就会发现，石刻文字中所谓的众多“俗写字”有着极高的一致性，其原因当与以上两个启蒙字书的广泛传播有关。如《千字文》中的“蔵”（藏）、“嵗”（歲）、“”（闕）、“發”（發）、“遐”（遐）、“”（毁）、“淂”（得）、“讃”（讚）、“”（定）、“”（规）、“莭”（節）、“”（霸）、“”（冥）、“貇”（貌）、“”（恐），等等，也在魏晋南北朝石刻文字中频频出现。启蒙字书与石刻文字的这种一致性，说明石刻中相当一部分我们所谓的“俗体”，在当时恰恰不俗，是日常的通行写法，是为书法名家、知名学者所认可的、当时的规范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