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新闻专业主义迷思” —— 一个历史与权力的分析 王维佳（清华大学）/《新闻记者》，2014.2.16～22 在美国主流的新闻史叙事中，19世纪市场新闻业的发展被讲述为新闻记者不断独立、不断进取和新闻业逐渐走向自由和繁荣的过程，将复杂多样的历史事实组合成了一整套英雄主义的故事，这样完全忽视了美国变革年代的经济、政治变动对中产阶级职业群体和新闻业产生的决定性影响，因而也就无法在社会史的意义上理解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根源。 事实上，美国内战结束后，通过土地的国有化和重新拍卖，巨额资本迅速地攫取了西部土地资源，并依靠铁路、能源、林业、矿产等大型工业企业实现了资本落地。这一过程的核心特征就是资本的集中和产业的垄断。美国内战前后的历史不是承接性的和进步性的，而是一种彻底的结构颠覆，托克维尔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的美国式民主和天然的平民社会此时已经难觅踪迹。资本下乡、农民进城、工商业大都市的迅速膨胀、大型企业集团的垄断、科层制管理和工资劳动的兴起……19世纪后期到一战前发生在美国的剧烈社会变动，使建立在经济自主性和劳动过程自主性基础上的小业主共同体的民主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美国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在总体上从自由劳动转向了工资劳动，这一变动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社会中坚力量的心智，他们对劳动过程的把握能力和自我支配能力下降，对体制的依附性则相应地增强。 美国新闻业的发展在多个层面受到这种宏观社会变革的影响。由土地、资本集中和经济转型催生的产业集团化和城市化带来了广告与公共关系业的繁荣、传播技术的革新和劳动人口的增长，这些因素极大地改变了19世纪晚期美国新闻业的面貌。我们可以用“新闻的产业化”来形容这一过程。它表现在发行量和广告额的激增、新闻业资金门槛的提高、报业经营形成集团化管理和行业细分等等。此时的新闻业已经与19世纪三十年代兴起的便士报不可同日而语，而新闻记者的构成和劳动状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具体的表现就是分工越发细化、科层制管理越发精致。新闻记者按照各自不同的分工，被分派到新闻网络中的各个网格上，进行十分具体的工作。他们的行事规范不是对事件社会意义的整体观察和判断，而是按照新闻价值和标准化的新闻采写规范来确定自己选择和加工的信息能否顺利地刊登和售卖。这种产业分工和科学管理的一个直接结果是新闻记者丧失了对社会问题的综合判断意识，也丧失了对新闻生产的总体性把握和对自身地位的结构性认知。 在美国新闻业发展的历程中，需要区分市场新闻业的两种参与者，一是作为职业群体化身的新闻记者等劳动力，二是作为资本化身的媒体机构。如果没有媒体机构的鼓劲和宣传，专业独立不可能确立为一种广为认可的意识形态。而反过来看，如果没有新闻记者不断呼吁的专业主义这个金字招牌，媒体机构也不可能从社会中获得传播信息和引导舆论的独立授权，从而变成生产各种公共信息和舆论的庞大加工厂。总之，凭借着在行业地位上的共识，媒体机构实际上篡夺了职业记者群体的专业主义诉求，变为媒体资本脱离社会控制、独立操控舆论的至关重要的合法性屏障。 “谣言”究竟是什么？ 胡翌霖（北京大学）/《社会学家茶座》，2014.第1辑.139～144 人们之所以会倾向于不加批判地直接接受某些谣言，正是因为这些谣言对于他们而言本身就是“证实”，而非一个“挑战”。谣言的力量在于它经常提供一个恰恰证实了我们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或希望听到的信息，谣言是一个与我们内心想法协调一致的信息。 简单地说，如果官方的权威得到广泛的信任，或者人们心目中并没有某种对官方的敌视、对处境的危机感或者某种幸灾乐祸的预期，那么谣言就根本没什么可怕的。而当民众被谣言所惑时，意味着危机早已潜藏，谣言是一种宣泄民意的方式，运用威权单方面地禁止谣言根本无济于事，甚至连“治标不治本”都谈不上。如果不断的有谣言被证实，如果官方的压制手段经常被证明是欲盖弥彰，那么谣言的传播就将进入恶性循环——人们越来越不信任官方消息，谣言就越来越有市场，官方越来越多地压制，犯下越来越多的错误，导致信誉崩塌。另外，即便说无稽的谣言确实被有力地反驳了，也仍然未必会给官方加分。 压制会陷入恶性循环，反驳也未必有效，那么官方究竟应该如何对待谣言呢？事实上，最基本的一点是，不要把谣言看作一个必须消除的恶行，不去强行与谣言对抗，而是设法引导它，把谣言作为一个健全的社会传播体系的组建环节。在中国古代，谣言或者说讽刺时政的民间歌谣，一直都是政治体系中富有建设性的一个环节，所谓观天意于灾祥，察民情于谣俗，通过谣言、民谣等了解社会动向与民众意见，通上下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