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19(2014)01-0089-07 一、网络民主的兴起：从概念到实践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应用和上网人数的持续攀升，网络政治(cyberpolitics)、网络民主(cyberdemocracy)、数字民主(digital democracy)、电子民主(electronic democracy)等概念先后出现，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民主政治理论和民主实践的新浪潮。虽然中国网络政治和网络民主的实践稍晚，但是，在发展速度和社会影响上却一点也不逊色，在有些方面甚至还具领先地位(比如微博的社会政治影响力和应用于政府管理的速度)，与现实世界相比，网络空间的民主气氛更为深厚，民主实践的成果也令人鼓舞。 中国网络民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99年到2003年，这期间是网络民主的酝酿期。在这个阶段，网络民主要是在网络上看新闻、收集信息和娱乐消遣，并通过网上聊天、网络游戏等方式结成了众多的网络群体。网络中关于政治的话题相对较少，网络的主要功能是观看新闻、收集信息和游戏娱乐。 第二阶段：从2003年到2007年，网络民主开始兴起，并进入网络空间之外的大众视野。这也引起政府部门一定程度的关注。2003年，发生了影响广泛、被称为中国互联网第一案的“孙志刚案”，它触动了媒体和大众对个人权利问题的关注，网民群体逐步壮大并日益活跃。另外，这年的“非典”事件倒逼政府信息公开。2007年4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并于次年5月正式实施。“孙志刚案”和“非典”这两大标志性事件，将底层权利与政府部门和政府管理联系起来，将公众的知情权与政府的信息公开联系起来，也将传统媒体与互联网新媒体联系起来。从这以后，个体意见表达、网络舆论、政府信息公开和政府回应开始进入公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中国的政治生态也为之一变。 第三阶段：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网络民主进入扩散和深化阶段。2008年，网络问政的出现使网络民主又向前跨越了一大步。通过互联网，广东等地政府和公众的直接互动和沟通开始常态化和制度化，网络批评与网络监督的作用也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这一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有两个：一个是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同志在人民网与网民进行交流。胡锦涛同志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把互联网看作是“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的重要渠道；另一个是2008年4月17日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第一次与网友见面时提出，要“构建充满活力、和谐有序、建设性的网络民主平台”，从“民意渠道”到“民主平台”，网络民主获得了民间和官方的一致认可，因此，许多人把2008年称为“网络问政元年”。从2008年开始，伴随着形形色色网络公共事件的涌现，各种形式的网络问政不断涌现。有研究者将其分为政府主导、媒体主导和网民主导三种形式[1]。伴随着社交网站、博客特别是微博的大量应用和普及，公众政治参与在广度和深度上进展明显。特别是2010年微博出现以后，无论是公众还是政府官员差不多同时开始应用微博进行包括意见表达、政府管理、网络监督等在内的各种政治参与和政府管理活动。在公众政治表达空前活跃的同时，学界、政界和企业界有关中国政治发展的观点层出不穷，特别是各种形式的“左右”之争，通过特定的网站和相关的网络意见领袖得到广泛的传播，尽管网络民主很多时候还没有触及体制与机制等深层次的政治问题，但是，确实引起政治生态特别是舆论生态的明显变化。 综上所述，我国用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网络民主从开始的公共舆论进入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领域，成为引领民主政治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那么，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如何认识中国的网络民主？它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何在？“网络民主”能否构成一种新的民主模式？它会像某些乐观主义者所坚信的那样，新技术的应用会促进和捍卫言论自由和民主质量，还是像有些悲观主义者所担心的那样，新技术网络会给社会带来负面的作用，催生“无政府主义”、“情绪性民主”或民粹主义？这是我们研究中国网络民主时需要面对的几个主要问题。 二、中国的网络民主——网络中层民主 我们把中国的网络民主称为一种“中层民主”，或者直接叫做“网络中层民主”。顾名思义，首先，它是基于互联网发展兴起的一种民主形式和民主实践；其次，就网络民主在民主政治发展整体结构中所处的中间地位，网络民主参与主体的社会中间性和网络民主运作方式的媒介化特征这三者而言，它是一种具有多重“中层”和“中介”属性的民主形式；再次，借助互联网的扩散和影响，网络民主一方面充当了沟通上层政治与底层民主桥梁的角色；另一方面，向上对高层政治、向下对基础民主产生影响。以往民主政治发展呈现的局部性、断裂性特点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一个以网络民主串联起来的整体性民主实践框架正在浮现。 (一)结构的中间性 过去三十多年来，基层民主的进展最为突出。比如，从2003年到2011年底，我国已经完成8.9万个社区居民委员会和59万个村民委员会的换届选举工作，村民委员会的平均参选率达到95%以上。城乡社区民主管理制度和自治形式也日益丰富。“民主恳谈会”、“居民议事会”等民主管理制度，“院落自治”、“门栋自治”、“楼宇自治”等居民自治形式大量涌现。就党内民主而言，有的地方已做了若干有益的尝试，但是，多属点上的做法，面上的推广不够。比如，江苏省差额选举13位省委常委，在地市党政正职选任中首次实行“公推票决”。2011年4月中旬至5月初，江苏省无锡、南通、宿迁三市新任市委书记和代市长六位正厅级领导干部都是经过两轮推选、逐轮差额的“公推票决”程序产生的。 在上述背景下，如何看待中国民主的现状和前景，各种观点层出不穷，与一般所谓的“右派”和“左派”的观点明显不同，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加拿大人贝淡宁对中国政治和民主的看法“中西合璧”、别具一格，他说：“我竭力辩护的是这样一种政治统治模式，即上层采用贤能政治、底层采用民主、中间留有实验空间。我认为这是评价中国政治进步(或退步)的标准。”[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