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科学话题在社交媒体的传播形态研究 ——以“黄金大米事件”的新浪微博为例 范敬群，等（华中农业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11.106～116 通过对转基因“黄金大米事件”在新浪微博上7个多月的传播形态进行内容分析发现，针对转基因这样具有争议性的科学题材，网民们在微博上的表现基本上是依据态度站队，在网友追随或评论事关转基因是否安全这样的信息时，用于判断其是否安全的科学反而在传播过程中被遗失。与此同时，公众对权力的诉求不仅体现为对政府信息的拒绝和对政府管理能力的不信赖，也同时将科学家作为权力的代表而抵制。在抵制科学结论的同时，阴谋论的谣言占据了话语霸权。 对公众而言，发问质疑与接受谣言都具有某种反权力的意义，公众看似忧虑转基因问题，其实更多的是对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的担心，是对监管缺位、决策不透明、信息不公开和社会管理能力低下的憎恨，而这种情绪在主流的话语体系中不可能表达，微博提供了言说的空间。在转型社会里，个人对自己的境遇普遍怀疑，不指望能从制度中得到公平对待，谣言成为了一件可以和权力讨价还价的武器。因为匿名和普遍使用，阴谋论还添加了政治正确性，“黄金大米事件”由于关系到儿童又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因此谣言的武器其实具备相当的安全边界，让人们得到了潜在的权力补偿。 在微博空间，谣言和不实信息不受辩驳的存在，改变了我们原本对新媒体上科学争议乃至其他各种公共争议的乐观看法。传统上人们认为，公共争论恰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和交往理性的体现，信息的单向流动被改变，每条信息会受到各方的质疑或检验，在充分的对话和讨论后，不实信息传播受到抑制，人们实现了理性的共识。人们普遍认为，微博独特的交互机制提供了公共争论的理想载体，是公共领域的回归。但是，在“黄金大米事件”的微博传播中，由于双方基本都是各说各话，很难进行有效的对话和沟通，情绪化和极端化的表达吸引眼球之后便是遗忘。在这种新的信息的多向传播中，正确的知识该如何传播并影响人们的态度和行为，科学的知识该如何平等地互动，这既值得在理论上深思，也需要在更多研究中检讨。 《南方周末》的“学院式控制”与中国新闻职业共同体建构 ——以《南方周末》“年度传媒致敬”为例 肖燕雄，肖苇杭（湖南师范大学）/《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3.11.36～39 从2001年起至2009年，《南方周末》在其“年度特刊”中刊出当年值得称赞和尊敬的中国传媒作品及其人其事，并将其受称赞的理由同时刊载。对于《南方周末》为什么要这么孜孜不倦地开展这项活动，《南周》人陈明洋在《读懂中国——中国传媒读本·2010》一书的序言中已透露了玄机：“对于中国新闻共同体而言，问题的焦点在于人民的知情权和对权力的监督，中国新闻人监督的勇气、机智、坚持和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使他们无愧于新闻的职业身份；不管未来传播技术如何演进，不管是《南周》还是非《南周》，他们都是中国新闻共同体的一份子，他们都分享着这些共同的精神。” 历经近10载，《南周》通过“传媒致敬”及此前的类似评奖活动，评选出了一批致力于中国新闻事业建设的精致作品和严肃新闻人，树起了他们心中的新闻价值标杆和新闻操作典范。整理2003至2009年获奖作品的“致敬理由”中最重要的主观性评价的关键词，可以将获奖理由中出现频度最高的几个词用一句话串起来：《南方周末》心目中理想的新闻作品是为了公众利益，凭恃勇气和理性态度进行调查，真实而细致地报道事实，履行批评监督的职责，实现人文价值，体现新闻工作的尊严和光辉。 《南方周末》的评奖建构了一个新闻职业共同体的图景，但是，它最大的缺点在于，过于针对和粘着于现实，过于强调单篇新闻作品的影响力，未能以非经验图式的方式思考新闻职业的核心理念，从而窄化了新闻的价值标准，轻视了新闻职业准则与理想以及新闻知识的生产，也拘束了自身的回旋余地，最后招致停办的境遇。再者，《南周》人以评奖形式追求中国新闻职业共同体的建构，有过度“宏大叙事”之嫌，他们将新闻专业主义简单赞同等于新闻职业共同体。殊不知，这种建构充满着艰辛和复杂，它嵌入在国家、市场、社会三者关系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