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3)05-0113-07 自媒体时代传播方式的变革导致话语权的重构，政府的绝对权威地位被削弱，平民话语权时代已经到来。转型期利益主体多样化和价值取向多元化日益凸显，社会矛盾逐渐显现，公众对政府认知度提高的同时信任度有下降趋势，政府在一次次危机事件后逐渐跌入“塔西佗陷阱”。“塔西佗陷阱”是指政府在失去公信力之后，无论是说好话还是说坏话、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坏话、做坏事。 一、自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特点和政府部门话语权的重构 进入21世纪，互联网成为全球最大的公共信息平台。据统计，2013年中国网民数量达到了5.64亿，手机网民规模达到4.2亿。[1]小巧便携的手机大大加快了信息发布和传播的速度。此外，继门户网站、论坛、博客之后，微博成为中国网民获取信息、发布消息、发表评论的重要媒介。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微博用户规模达到3.09亿，较2011年底增长了5837万，其中65.6%的用户使用手机终端访问微博。[2]经过两年多的发展，微博在舆论监督、文化传递、社会守望等方面发挥出巨大的能量。从传统媒体支撑政府话语权到自媒体释放平民话语权，舆论不再完全按照政府设想的路线传播。例如“7·23”甬温线事故中新闻发言人的言论危机、郭美美事件中政府的极力辟谣，都是政府话语权遭遇危机的表现。 (一)自媒体的勃兴带来传播方式的重大变革 美国学者谢因·波曼(Shayne Bowman)与克里斯·威理斯(Chris Willis)曾指出：自媒体是普通公民经由数字科技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联，一种提供与分享他们真实看法、自身新闻的途径。与传统媒体单向度、组织化、规范化的传播方式相比，自媒体的信息传递显现出不同的特点。 首先，自媒体传播具有个性化和自主性。人们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布和传播信息，个性化的语言、表情符号、图片、视频构成了自媒体平台的主要内容。喻国明指出，自媒体传播是一种“全民DIY(Do It Yourself)”，即自己动手制作，没有专业的限制，想做就做，每个人都可以利用DIY做出一份表达自我的“产品”来。[3]随着博客、微博、即时通讯工具等自媒体平台的完善，手机、平板电脑等便携设备的发展，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地发布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只要拥有可以上网的设备，每一个公民都是“记者”；其次，自媒体信息具有海量性和及时性。海量性难免会导致信息质量的良莠不齐，谣言滋生给社会舆论引导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及时发布的信息加快了事件的传播速度，也加大了把握政府话语权主导地位的难度；最后，自媒体传播具有交互性。网络、手机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的线性传播模式，从大众媒介时代的传播变为互播，人际间、群体间都可以轻松地进行信息交换。意见、观点在碰撞之中升温，引发一波波舆论浪潮，宣泄出某一群体的特殊诉求，产生出巨大的影响力。例如，2011年的微博打拐，网友们通过发布照片、转发微博、与公安部门互动，形成难以阻挡的“打拐力量”。整个2011年，公安部指挥破获了一大批重特大拐卖犯罪团伙案，解救了近两万名被拐妇女儿童。在自媒体的大背景下，了解信息传播特点，充分利用微博等平台，对政府部门来说意义重大。 (二)权力的转移——自媒体时代的话语权新格局 自媒体的勃兴打破了传统媒体和政府的话语权垄断，开启了一个话语权的平民时代。尼葛洛庞帝曾在《数字化生存》中写道：“你不必再阅读别人心目中的新闻和别人认为值得占版面的消息，你的兴趣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过去因为顾虑大众需求而弃之不用、排不上版面的文章，现在都能够为你所用。”[4]网络媒体排除了时间、版面的限制因素，公民可以从中发掘出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信息。2012年4月9日，央视著名主持人赵普在微博上写道：“转发来自调查记者的短信：不要再吃老酸奶(固体形态)和果冻，内幕很可怕，不细说。”微博一发出，引发诸多网友的评论和转发，比起知名人士语焉不详的爆料，民众更迫切需要的是由政府来澄清事实真相。传统媒体时代的“你播我听”转变为自媒体时代的“我疑你答”，这无疑是一种权力的转移。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权力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影响力，突出地表现为话语权的拥有状况。他提出“知识-权力”的概念，指出话语与权力之间的本质联系，并将“话语”界定为说话的资格，“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5]在现代媒介社会，话语已经成为人们表达意愿与观点，引起大众和政府决策者注意，从而影响乃至左右公共政策的重要工具。同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也指出，权力意味着“一个人或很多人在某一种共同体行动中，哪怕遇到其他参加者的反抗，也能贯彻自己的意志的机会。”[6]话语权平民化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巨大考验，舆论的压力会迫使政府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传统媒介时代的“把关人”制度和信息传播机制保证了政府“集约式”的话语权，政府对信息的流动方向、内容、数量有高度的掌控能力。自媒体时代的话语权具有弥散性、流变性和开放性，平民的批评性、质疑性话语无时不刻地在挑战着政府的权威性。郭美美事件后公众对红十字会回应的质疑、故宫失窃案后危机的流变漂移，使得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慢慢坍塌。有学者甚至认为，身处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许多民众都患上了不同程度的“我不相信”强迫症，认为“凡是你竭力主张的一定都是假的，凡是我能设想到的最坏可能性就是真的。” 自媒体时代传播方式的变革带来了政府部门话语权的重构，以往政府的绝对权威地位被削弱。公众对政府信任缺失引发的公共危机事件频繁发生，危机发生后政府又缺乏及时有效的应对措施，经自媒体酝酿升温、传播蔓延之后，难免会一步一步陷入“塔西佗陷阱”。(见图1：政府跌入“塔西佗陷阱”的工具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