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置换的政治主体与微博政治 ——微博内的广东“乌坎事件” 熊琦（复旦大学）/《新闻大学》，2013.5.45～53 从新浪微博言论一直持续关注“乌坎事件”的发展过程来看，微博目下已成为政治性表达的重要平台，在“乌坎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它也与乌坎村民的诉求行动保持了一定的互动关系，应该说，从一定程度上讲，微博起到了某种政治性论辩的作用，它使社会运动的诉求部分地进入了国家政治生活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试图使公共决策摆脱了权力机制和少数人利益之下的自发运转，而欲实现与政府的相互辩论之中形成公共决策。 然而也必须看到，随着事态的发展，微博主导性言论多在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框架中来解释“乌坎事件”，他们将国家压制性特征的部分真实性想像为整体真实性，社会中的资本、土地、村集体与国家的互动关系全然被遮蔽，这一内在逻辑无疑导致他们把对现状的不满简单地投射于“国家”，进而倒向形成不受国家干预的“真空”社会的想像建构，也为此后微博主导性言论将“乌坎村民自治”、“乌坎选举”不断强化埋下伏笔。 自由派的意见领袖凭借着雄厚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占领了微博关于“乌坎事件”的舆论高地。而海外霸权性力量亦通过对乌坎的新自由主义式的解读呼应着这些言论与其形成同盟，这一结盟亦是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后果。他们并没有给出进一步就乌坎问题进行政治论辩的空间和可能性。而是在不断制造政府与村民的尖锐对立中，逼迫国家权力不断后退，而这又客观上更加巩固了“去政治化”的政治条件，换言之，政府在其逼迫下，必然会因惧怕社会的不稳定而默许微博右翼意见领袖的政治主张。因而在他们主导性言论的推动下，微博中“乌坎事件”的最终焦点落在乌坎村选举事宜上，而将初始引发冲突的集体土地流失和腐败问题的复杂性完全遮蔽。 因此，当这一社会保护运动的政治诉求被置于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框架来解释、解决之时，它的针对性便被大大减弱。在这一条件下，政府会丧失促其进行自我反醒的动力，依然会以各种避重就轻的方式来遮掩矛盾，进而与这一解释框架达成共谋关系，以此将矛盾背后的复杂性简化。最终“乌坎事件”的焦点导向了乌坎选举，政府及微博内的主导性言论一致表示这一结果是对乌坎事件的圆满处理。政府以及微博内的主导性言论通过这种置换农民政治主体的方式实现了他们自己的政治。二者形成的共谋关系，不仅遮蔽了乌坎事件中存在的更大的腐败问题和导致这些问题产生的政治经济的不民主，且也否定了就这些问题背后复杂原因以及采取何种改善措施所展开的公共讨论和政治性论辩的可能性。这也说明，尽管微博被冠以社会化媒体之名，但要实现它的公共性，必须通过不断地言论斗争来实现，不然便很容易沦为貌似公共性实则封建性的非透明场所。 问题·方法·情怀 ——一份理想新闻学刊物的关键词 王辰瑶（南京大学）/《新闻记者》，2013.10.11～13 一份理想新闻学刊物的第一个关键词应该是：问题。新闻学，不是一个严整的、规范的、独立的学科，而是一个松散的、开放的、盛行拿来主义的研究领域。这个领域，尤其是在中国本土语境下，尽管可能还很不规范，水平也相当有限，但是它盛产着研究者梦寐以求的问题。新闻学领域关心的问题很多，其中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大的问题簇，分别是真实和公共。新闻学对于真实和公共，都可以而且应该追问“是否”、“为何”以及“如何”的问题，并且在对这些问题的反复回答中探寻新闻实践与社会的关系。 理想刊物的第二个关键词是：方法。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学科相比，哪怕与最相近的传播学相比，新闻学的方法色彩都显得较为薄弱。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长期以来与政治话语捆绑，缺乏学术自觉。这导致新闻学领域的文章往往喜欢紧跟形势，而忽视对一些长期的、渐进的事实进行系统观察；容易对宏观层面下判断，而不在意现象层面的事实搜集和分析；追求行文观点鲜明、酣畅淋漓，而不考究事实的逻辑链条是否足够严密。方法的价值在于适用，在于看其方法的运用是否有助于研究问题。这是一条相当朴素的原则，但若非理想的刊物，则不易坚持。因为，既要回避不讲方法的雄辩，又要避免过分炫技的时髦，意味着刊物必须有足够的定力，扛住压力，警惕浮华，洗尽铅华，返璞归真。 理想刊物的第三个关键词是：情怀。新闻学研究是一个具有相当理想气质的领域，它不仅关注实然的问题，解释现实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它同时还有强烈的对应然的期冀。这种期冀不是表现为在论文中武断地讲新闻业应该怎样怎样，而是一种对理想新闻业的乌托邦式的渴求——在现实中看虽遥不可及，却依旧让人忍不住仰望星空。理想刊物应该有助于新闻学研究的理想气质，而非扼杀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