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教学研究的“类融合”及其价值探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袁庆晖(1971- ),男,河南安阳人,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李如密(1964- ),男,山东费县人,教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南京 210097

原文出处:
现代大学教育

内容提要:

课堂教学研究中存在着较为普遍的“类研究”现象。这种“类研究”所形成的单一型“研究类”丰富了课堂教学研究的成果,较好地指导了课堂教学实践。对单一型“研究类”进行跨“类”的研究可形成复合型“研究类”,能进一步推动课堂教学研究的发展。这种跨“类”的研究为“类融合”。我们认为,在课堂教学研究中开展“类融合”的价值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有助于解决各单一型“研究类”自身面临的困境;第二,有助于促进课堂教学研究的“本土化”;第三,有助于教学研究的空间拓展。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4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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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1-0045-06

       对课堂教学研究的文献进行梳理,可以发现,相当数量的文章可以按照其研究主题加以归类,即存在着“类研究”的现象。所谓“类研究”,是指研究者对课堂教学研究中的某一类主题进行的专门研究,从而形成各种“研究类”的行为。这种尚未有人关注的“类研究”现象能带来哪些启示和思考呢?本文试就此做些探讨。

       一、课堂教学研究中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类研究”现象

       研究文章的篇名通常反映出研究主题,这些“研究类”按其篇名至少可归纳为以下两种类型:

       一种是篇名结构简单,搜索时可直接键入关键词,如“教学设计”、“教学风格”、“有效教学”、“教学特点”、“课堂教学管理”、“教学模式”、“教学策略”、“教学目标”等,所得结果自然呈现出“研究类”。

       另一种是篇名结构比较复杂,搜索时需要分别键入篇名中的关键词才能全面归类,如,“问题类”,需分别键入多个关键词,如:“问题教学”、“问题式教学”、“问题式学习”、“问题情境”、“问题意识”、“基于问题”等。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提问类”(“课堂提问”、“教师提问”、“学生提问”、“提问技巧”、“提问策略”、“提问艺术”等)、“对话类”(“对话教学”、“对话式教学”、“教学对话”、“基于对话……”等)、“反思类”(“反思性教学”、“教学反思”、“教师反思”、“反思性学习”、“教后反思”等)、“评价类”(“课堂评价”、“教学评价”、“学习评价”、“教师评价”、“学生评价”等)等等。

       鉴于上述“研究类”是针对某一类主题进行的研究,我们将之称为单一型“研究类”。

       通过“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在“检索控制条件”下,“时间”选择为“不限”,“匹配”选择“精确”,“来源类别”选择“全部期刊”。在“内容检索条件”下,在“篇名”中分别键入各个句式结构的表现形式或研究类别的名称,“匹配”选择“精确”。“学科领域”选择“全选”。搜索后可轻松获得相关单一型“研究类”数以百千计的相关文章,涉及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各级教育的课堂教学,涉及从公共基础课程到专业技能课程各类课程的课堂教学;以高等教育课堂教学为例,有一般性问题探讨[1],有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自主性培养[2]和整合模式[3],还有人文社会科学课堂教学改革[4],等等,文章数量多,“研究类”也相当多。

       因此,可以初步断定,在课堂教学研究中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类研究”现象。这种“类研究”所形成的各单一型“研究类”基本涵盖了课堂教学研究的主要方面,显然丰富了课堂教学研究的理论,较好地指导了课堂教学实践。借鉴立足于“关系”的教育研究思路[5],我们的思考是,各单一型“研究类”间有无“类融合”的可能?这种“类融合”的价值何在?

       二、课堂教学研究中“类融合”的探索趋势

       所谓“类融合”,指的是单一型“研究类”的研究者对其他单一型“研究类”进行跨“类”的研究。

       通过上述搜索方法进行文献查阅和梳理,可以发现,尽管并未建立在共识的基础上,确实已有少数研究者在“类融合”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并由此形成了新的“研究类”。我们将这些新的“研究类”称之为复合型“研究类”。如,蔡盈洲论证了“问题”和“对话”间的内在联系,提出了“对话型问题教学模式”,其教学设计包括五个环节:第一,将课程的教学内容分为若干个专题,学生按照自愿组合的原则分成若干个小组;第二,小组的主要活动是提问题,各小组经过课前协商,针对专题提出问题;第三,小组提出问题,全班同学采用头脑风暴的形式参加讨论;第四,教师倾听、观察、记录、总结各小组提出的问题、学生的发言、讨论达成的共识以及还存在的问题;第五,以提出的问题和讨论发言情况作为依据进行考评。认为此种模式具有“整体合作性”、“平等参与性”和“互动交流性”的特点[6]。可将之称为“对话问题类”研究。

       同样是基于对“问题”和“对话”间的内在联系的论证,袁庆晖认为,“问题”具有实体性的特点,“对话”具有程序性的特点,并提出了“基于问题的对话教学模式”。其模式包括:第一,“前对话活动”——酝酿问题阶段;第二,提出问题——启动对话阶段;第三,解决问题——开展对话阶段;第四,“后对话活动”——思考新问题阶段等环节,试图提供一种具有一定操作意义的教学模式[7]。这种模式引发了其他研究者(如王晓伟[8]、王清[9])进一步研究的兴趣。朱顺明提出“问题串”式对话教学,认为可以促进课堂摆脱传统的“满堂灌”等弊端,让课堂真正走向以生为本,走向高效[10]。可将之统称为“问题对话类”研究。

       有些研究者从“提问”的角度研究“对话”。马智君认为,“提问”是对话式教学中引导学生学习的重要手段。教师要在对话教学中正确运用提问,并以课例证明了正确运用提问的五种情况[11]。袁维新认为,“提问”是对话教学的基本方式。因为在对话教学中,要使对话卓有成效,教师的提问是关键,并引用弗莱雷(Paulo Freire)的观点加以佐证:教师不应只是知识的传递者,而应成为问题的提出者,教师要提出能够激起学生思考的问题,要能激励学生自己提出问题。通过提问,学生不仅会回答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对答案提出疑问。认为提问在对话中有三个教学功能:第一,通过提问启发问题,激发学生对话;第二,通过提问探究问题,扩展对话;第三,通过提问解决问题,达成对话目的[12]。可将之统称为“提问对话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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