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学生和课程构成了现代教育改革的永恒的三角，历次的学校教育改革总是强调其中的一个、两个或全部：教师的教，学生的学，课程内容。在这三者之中，教师应该处于一种不可或缺的位置。因为没有教师的教，学生固然也可以学习，但这时不能称为教育；只有教师参与的学习过程才是教育。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使是着眼于课程的教育改革，最终还是取决于教师的实践落实以及这种落实的质量。因此，教师的专业发展应该成为教育改革乃至教育、教育学的核心关注点之一。但是在现代社会，随着教师日益被理解为一种专业人士，教师的专业发展也越来越强调专业性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技能方面的训练，教师发展的技术主义路线越来越处于主导位置，从而也日益丧失了其前专业化时期的常识性和丰富性，失去了对教师的德性特别是内在于其专业的德性的关注，因而需要对其所遗忘的传统进行重新激活、阐释和提醒，以救治其专业主义的褊狭之弊。 中国的儒家传统并不把教育理解为一种专业活动，甚至不是一种教的活动。《中庸》强调“修道之谓教”，也就是说，修道即立教。这首先意味着，教的根本在于教育者的修道。其次，修道的过程就是立教的过程。教育并非修道之外的额外的、附加的活动，也非修道之后的活动。立教与修道是同时展开的、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活动。再次，既然教育并不外在于修道的过程，那么，对于受教育者来说，在很大的意义上，教育就是一种模仿活动。这样，修道、立教和模仿体现了一种不同于现代教师专业发展的独特模式。 一、何谓修道 (一)修道乃人性的要求 在孔子看来，道是君子的立身之本。他要求君子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这里的“道”是“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德”则是指“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君子的修道及君子之德，表现为对道的认知与践行。这里的“道”就是孔子的“仁道”，所谓“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至于什么是“仁道”，孔子并未给出一个普遍的定义。曾子认为孔子一以贯之的“道”为忠恕之道，即仁道。有子则进一步指出孝悌为仁之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2]我们可以从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论述中看出“忠恕之道”与“孝悌为人之本”之间的联系。 在那个礼坏乐崩、斯文将坠的无道时代，孔子并不认同避世的隐士的修道方式，而是强调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他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3]恰恰是因为天下无道，他才以道来变革天下。“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也。”[4]不过，尽管孔子对道的追求中流露出与天意相契合的倾向，并在“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的表述中流露出某种来自天的使命感，但他并未把君子的修道与天道、人性结合起来。因此，子贡才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5] 明确把修道的力量、动力的来源与性和天道联系起来的是孟子。孟子明确提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6]人虽然皆有善端，但由于受外界环境和气质的影响，容易丧失其本心。在孟子那里，修道就是养浩然之气，就是“求其放心”。 《中庸》则更为明确地通过“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表述来把修道与天道、人性联系起来。这一点与郭店儒简提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的模式是一致的，尽管其中内涵有所差异。既然修道是天道和人性的本体要求，是对天命之性的遵从。那么谁能行不由径？因而《中庸》指出，“道”乃人性展开的根本途径，“不可须臾离也”。即使在人所不睹，不闻之处、之时，也要戒慎恐惧、遵奉大道。 《中庸》还把真实无妄的本然天理称为“诚”，并把修道变成一种“诚之”的行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作为诚者的圣人，可以浑然天理，真实无妄，不待思勉而从容中道；那些未至于圣者，则需要择善而固执之，需要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和笃行，以恢复其天命之性。 (二)修道的两翼 修道乃人性的要求，这就意味着“修道”主要是一种个体奋发的修为，而不是主要源于一种社会要求或社会压力。这在儒家传统主要表现为一种不可分割的两翼：学与兴。[7]这里的学不仅有我们今天意义上从不知到知、从不能到能的“学习”的意思，还有“践习”的意思，甚至“践习”的意思更多一点。也就是说，判断一个人有没有学习主要是看他有没有良好的践习和习惯，是否“择善而固执之”。因此，一个人如果“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那么“虽曰未学”，孔子也“必谓之学矣。”[8]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把孔子的“习”理解为学习，而且，正是因为“(学)习”才使得原本拥有相近之“性”的人们拉开了距离，即所谓的“性相近，习相远”。儒家不仅强调“学而时习之”，也强调“习而时学之”，强调目的在于“止于至善”的“学”与“习”的无尽辩证。 儒家尽管对人性的可完善性持有乐观主义的信仰，但也清醒地认识到，为学之道、成人之道并不平坦，充满困厄，因而需要一种“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奋勇精神。因此，在“生知”、“学知”和“困知”方面，儒家更加强调“困知”对个体修道的根本意义。孟子甚至警告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