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生存论转向的教育学意蕴

作 者:

作者简介:
唐小俊(1977- ),男,安徽宣城人,南京晓庄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教育学院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哲学与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江苏 南京 211171)。

原文出处:
教育理论与实践

内容提要:

生存论哲学从作为特殊存在者的人之生存出发,探究人的存在并借此追问其他存在者之存在的意义。在生存论哲学视域下,教育作为生存的展开方式,是人自我建构、自我创造与自我实现的过程,生存构成了教育之“本体”。而哲学生存论的转向无疑引导着当代教育从崇尚“占有”到引导“生存”、从病态“适应”到寻求“超越”、从“制器”向“育人”的价值转向。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4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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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13)22-0003-05

       一、哲学的生存论转向及其要义

       现当代哲学已经发生了或者正在经历着一种哲学转向,这似乎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所谓哲学转向,“一般是指哲学的解释原则、形态或范式的根本转换,表现为哲学关注主题、话语方式和理论趣味的变化。关于哲学如何转向,目前学术界流行着多种说法,但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关于哲学史的重大转向主要是:从古代的本体论(存在论)到近代的认识论转向,从近代的认识论到现当代的实践论或语言学转向,从更宽泛意义上来说都可以归结为‘生存论’转向”[1]。

       现当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首先可以看作是对西方传统哲学(文化)危机的一种批判与解构。所谓西方传统哲学(文化)危机,实际上是指西方文化语境中的“见物不见人”的传统认识论哲学的危机。早在1918-1922年,斯宾格勒就发表了《西方的没落》一书。此书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欧洲人过于忽视对自己的认识,见物不见人,这样的文化终究会完全成为一种僵化的体系,从而将“人”降格为一部大机器中的组成部分,而这正是西方文化危机的真正根源[2]。而胡塞尔认为,所谓近代科学的危机并不是科学学科自身的危机,而是文化危机,是人对人自身生存意义理解的危机。“这里涉及的不是各门科学的科学性,而是各门科学或一般科学对于人生已经意味着什么,并能意味着什么。”在他看来,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带来的“繁荣”。这种独特的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实证科学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不幸的时代中人们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作出回答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3]由此观之,传统西方哲学的认识论传统在原则上遗忘了“人”的存在,由此造成了“见物不见人”。因此,当代社会令人困扰的诸多严重问题在哲学上可以概括为“人”的危机。人的危机即人的“生存”危机,而人的“生存”危机实际上是人对人自身生存意义理解的危机。“广泛而细密的社会分工更将人置身一隅的生存时空悉数加以切割、限定,使人的生存丧失了内在性和完整性,使人的感性生命本身变得空洞和支离破碎。”而在现代性语境之中,“那种人们与生俱来的先天的确定的‘本质’、‘必然’已无处可寻。……西方哲学家的目光聚焦于个体‘生存’这个‘原初的事实’”[4]。

       关于什么是生存论,目前学界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雅斯贝尔斯曾在《生存哲学》一书的导言中指出:“生存哲学强调指出了长期以来几乎被遗忘了的哲学任务:从本原上观察现实,并且通过我在思维中对待我自己的办法,亦即通过内心行为去把握现实。生存乃是指示现实的字眼之一,它带有基尔凯戈尔所强调的重点,它意味着,一切现实的东西,其对我们之所以为现实,纯然是因为我是我自身。我们不仅是存在这里,而且我们已被赠与以我们的实存,已被赠与以作为实现我们的本原的基地。”[5]而在此书的后记中,雅斯贝尔斯又指出,尽管所有算得上是这派哲学创始人的作家都拒绝这个称号,它却像幽灵一般存在着,使最不相同的东西在它的名义下被人视为同一个东西。所谓“基尔凯戈尔所强调的重点”,乃是指他对认识论传统中没有人特别是没有“个人”的历史深恶痛绝。在他看来,个人是人类生存的核心,是包括理性、认识即自由等人类活动最高价值的承担者。“‘我’首先不是认识的主体,而是生存的主体,反过来说,认识如果不能与生存相关联,也不可能是本质的认识。一切本质的认识都与生存相关联,或者说,只有与生存发生着本质关系的认识才是本质的认识。任何认识如果不是在内在性的反思中内在地与生存相关联,从本质上看就是偶然的认识,它的程度和范围都根本不值得一提。”[6]认识者首先必然是生存者,认识者认识真理不仅是使真理敞开,而且是生存者作为生存个体以及生存沟通活动中的意义展现过程。因此,生存论的核心要义是指对人、事物以及世界的理解必须奠基于“生存”这一关于人的“原初事实”之上,在价值上赋予“生存”以优先性。而所谓的生存论哲学可以简要地概述为:“从作为特殊存在者的人之生存出发,探究人的存在并借此追问其他存在者之存在的意义,进而以价值和意义为尺度去规范人类社会实践和现实生活的哲学解释原则。”[1]

       二、生存论哲学视域下对教育的重新审视

       传统认识论哲学“见物不见人”的原则和由此产生的“工具理性”只能触及教育的工具性价值,而不能理解教育对于人的根本性意义,进而造成了教育对于人的遗忘。这正如艾略特所评论的:“个人要求更多的教育,不是为了智慧,而是为了维持下去,国家要求更多的教育,是为了要胜过其他国家,一个阶层要求更多的教育,是为了要胜过其他阶层,或者至少不被其他阶层胜过,因此,教育一方面同技术效力相联系,另一方面同国家地位的提高相联系……要不是教育意味着更多的金钱,或更大的支配人的权力,或更高的社会地位,或至少一份稳当而体面的工作,那么费心获得教育的人便寥寥无几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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