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而言，农村问题始终都是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在农业人口高达90%的民国年间，农村的经济问题也就是中国的经济问题。近代社会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农村和农民更多陷入了衰败和挣扎，越来越引起整个社会的更多关注。为了寻找治疗病症的方法，在近代科学的传入和确立下，各路人马都逐渐采用了更为科学和专业的手段，来探求一种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法。这其中分别以同为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的卜凯(John Lossing Buck)和陈翰笙领导的农村调查最为著名，影响力也最大，都可以称为1929年后中国经济学初步繁荣时期的代表人物(林毅夫、胡书东，2001)。同为欧美培养出来的专业学者，两位都采用了欧美学界认同的科学社会调查方法，都得到了国际学术界认同和赞誉。但他们经过农村调查得出的经济思想——“治病诊方”——却差异很大，影响则更显差异。有关卜凯和陈翰笙的研究著述很多，对他们的调查内容、方法和结果进行比较研究(巫亮，2010)，但都未涉及两人的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在调查研究中起到了什么促进和约束作用、他们调查的方法和侧重点的相同与不同以及这些与他们的调查结论之间的关系。 一、民国农村经济调查的集大成者：卜凯与陈翰笙 中国的农村调查大约兴起于20世纪初，到30年代达到高潮，后因政局过于动荡面渐少。参与调查的人员有外国人、中国人，有外国机构，也有中国机构，但最早的调查，却始于外国来华传教士。在真正意义的科学和社会调查兴起之前，外国传教士因传教的需要，一般在某地停留多达几十年，都以自己的亲身见闻对中国农村进行过非常系统的记录和描述。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S.Smith)在山东、天津、河北等地传教四十余年，1899年出版了《中国乡村生活》(Village Life in China)一书，该书曾倍受鲁迅等关心中国社会的学者推崇。无论是当年从事社会调查的学人，还是今天学术史研究的学者看来，该书所记载的内容有许多主观的见解和感受，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调查，“但调查的发端，实由此开始”(张锡昌，1935)。 真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社会调查仍始于外国人。采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对农村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调查，始于20世纪初期。最早的农村调查在1914年，清华学校社会科学系教授狄德莫(C.G.Pittmer)指导学生对清华园附近的195个农户进行调查，1918年以《中国生活标准的一个估计》为题发表。其他还有沪江大学传教士葛学溥(Daniel H.Kulp)的《华南乡村生活：家族主义的社会学》，这些都是外国学者第一次对中国乡村社会进行的调查，至今仍是中国早期社会调查的代表作。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掀起的农村调查热，不仅有民间发起，还有外国学者，国内学术机构、高等学校、政府机关，甚至各个党派之间，都进行了大量的农村调查，蔚为壮观。1926-1932年，李景汉在河北定县花了7年时间进行了调查，完成了长达83万言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包括历史古迹、财政赋税、人口变迁、教育卫生、风俗信仰、交通运输、农村信贷等多方面情况(李金铮，2008)。1934年，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对北京西郊64个村进行调查，由杨汝南主持写成《北平西郊64村社会概况调查》，对农村如何向城市转移，具有典型意义。1935-1942年，日本满铁株式会社也在河北北部16个县25个村进行了调查，包括土地关系、雇佣关系、农作物、税收、借贷以及农民的收入支出、水利、宗族等。毛泽东、费孝通等都对自己家乡进行了调查，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江村经济》这样的传世名篇(陶诚，1990)。 近代外国人进行的面积最大和时间最长的农村调查，当数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卜凯主持的两次调查。1921-1925年，在美国农业部的资助下，卜凯指导金陵大学农学院的老师和学生，通过抽样调查的方法，对7个省14个县17处2866户农家的经济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以农场管理为主要内容，包括了田场布置与土地利用、田场周年经营之状况、大小最适宜的田场企业、人口、耕地所有权与农佃问题、作物家畜和保存地力、农场劳动力、农家家庭与人口、生活程度、食物消费等社会和经济信息(卜凯，1936)。在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下，调查成果《中国农家经济》于1930年同时在上海和芝加哥出版英文本，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译本。 1929-1934年，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进行了中国土地利用调查。卜凯再次组织金陵大学农学院学生通过抽样调查方式，进行了覆盖面更大的调查。目的是收集中国农业知识，作为改良农业和决定全国农业政策的依据，了解中国土地利用、粮食和人口的基本概况。除东三省外，调查地域包括了22个省186个县168个地区16 786个田场38256个农户，将其划分为两大农业地带及八个农区，探讨了地势、气候、土壤、耕地面积、土地利用、家畜、土地肥力、农场大小和劳作、物价、赋税、运输、农产品贸易、人口、食物营养、农家生活水平等问题。调查成果《中国土地利用》共三册，分别为论文集、地图集和统计资料，于1937年同时在美国和上海出版英文版，1941年金陵大学农学院出版中译本(卜凯，1941)。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以该书“内容充实，调查精细”，特颁发奖状以资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