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85(2014)01-0089-04 就历史变革的进程而言，中国乡村的结构性变革始于20世纪初年。在百年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乡村社会变迁始终是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内容。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然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今天，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所遭遇的困境，促使我们从更为久远的历史深度和长远的未来趋向进行思考，从而凝聚为重新起航的社会共识。难以否认的事实是，新的社会不平等尽管已经在社会分层中展现得十分明显，但是由城乡分离所形成的市民与农民的差别，却正在成为更为深痛、也更为强烈的社会问题之一。“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1]从2000年以来，“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三农”问题虽是一个现实问题，但从根本上来说则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它有着近代以来自身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基本线索，它也曾经是近代历史进程中人们试图努力解决的问题之一。立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探讨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曾是20世纪30年代思想界和学术界极为关注的论题之一；从不同的角度探索和寻求解决“三农”问题的答案，也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内容之一。回观历史，我们将当代的“三农”问题置于近代历史进程中加以审视，才能够厘清其形成、发展的深层致因和演变的趋向，也才可以在动态进程中把握其时代特征。 20世纪以来，在纷繁复杂的乡村社会发展理论论争进程中，形成了两大时期四个阶段的历史演进轨迹。从1901年开始，“何以立国”的问题成为世纪之初社会思潮再次发生异变的征象。这一论题的展开和持续讨论，一直延续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鸦片战争后，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态势中，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终被“重商”政策所替代。“商本”替代“农本”的历史趋势在洋务实践、实业救国以及维新变法的历史节点中被不断反复地强化，几乎成为朝野上下认同的社会思潮。然而，1901年后重农思潮开始复苏，使得“农业立国”和“工商立国”论题再度成为朝野各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在农业立国与工商立国的理论争论中，“农业立国”论一方似乎拥有了更多的社会回应。在这场持续时间较长的思想争论中，以农业问题为中心的乡村发展理论探讨，逐步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论题，并由此成为整个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理论问题研究的滥觞。 20世纪初期的“立国之争”，并没有得到理论上的充分解答。经过思想交锋的高潮和一度相对的沉寂后，40年代初这一议题纷争再起，构成论争的第二阶段。被认为是“一个陈旧问题的重新提起”的问题显然因应着时代的诉求：一方面，中国毕竟是一个农业大国，有着发展农业的传统和优势，农本思想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农业的中国对抗工业的日本，必然引发多方面的思考和纷争。此外，战争已经使中国东部工业区沦为战区，此时政治经济中心已经转向工业相对落后的大西南和大西北，这一局面显然为“农业立国论”提供了现实依据。这场论争无疑可视为是20世纪初的争论的延续，是学者对战后国家重建路径的又一次反思和选择。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成为划时代的标志。这一历史时期关于乡村社会发展的论争大致以1980年代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形成特色鲜明的时代诉求。 新政权建立伊始，建设新中国的热潮和激情当然地纳入了“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的既定模式之中。历史的选择和运行有着它既有的逻辑进程。此前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理论，被认为属于旧时代的言说，不能不被遗弃，但是关于中国乡村发展的理论思考却从未停止。在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后，中国农村迅速转入集体化，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认识的主线是围绕农业集体化展开，并由此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重大分歧和争论。60年代前期，乡村变迁问题的探讨是围绕着农业现代化的主题展开的，参与讨论者主要以经济界为主；学术讨论气氛浓厚，各种问题可以自由辩论。60年代后期阶级斗争理论占据了社会主导地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自由学术讨论逐步消退，讨论主题也随之发生了变化。70年代，学术界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除少数研究围绕着农村人民公社问题、农业学大寨、国有农场等主题展开外，更多地局限于政治性的宣传和灌输，学术性和思想性均无从谈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学术界才逐渐地恢复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理论思考。 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开始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变化的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正在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入发展而逐步彰显。无论是当初关于土地承包、农村雇工等问题的讨论，还是最近几年关于“三农”问题，以及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流转的争论，都浸透着人们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求解之道的探索，成为新时期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与时俱进的思想成果。 伴随五四运动之后激烈的“主义”之争，中国学术思想界接连发生三次大规模的学术思想论战——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论战主题经历了从抽象的理论之争到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并最终落实到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村经济研究上。三次论战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意义在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部分学者开始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解释中国的乡村社会问题，虽然他们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向与理论预设，但是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中国乡村社会解释体系，并直接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历史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