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长三角地区打工妹就业路径探析

      近代长三角地区是打工妹最为集中的地区。她们无论来自长三角本区，还是区外，都渴望谋得一份职业，或者被职业配置到适合她们的岗位上，如时人所说，“很显然的，女工在合乎她们性格的职业里就业，也许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解释。是人选职业？抑或是职业选人？……出于职业的性质，而挑选着不同的人来从事生产，为什么女工多集中在纺织工业中，而在其他的工业如机器印刷等就很少了？不是可以说明职业挑选着不同性别的工人吗？”[1]这里的“人选职业”、“职业选人”固然是就打工妹的职业状况而言，但另一方面，“人选职业”和“职业选人”，换句话说“求职”和“职求”的过程，也非一帆风顺，特别是“求职”的历程，曲曲折折，充满艰辛。“人选职业”——“求职”，体现出打工妹的主动性，而“职业选人”——“职求”则体现出用工单位的主动性。路径不同而“异曲同工”，都是为了实现人与机器或者说人与物质生产资料的结合。本文就“人—机”结合实现的路径进行探索，以揭示打工妹群体在长三角劳务市场上的沉浮。

      一、社会关系网络的路径依赖

      在进城务工的打工妹群体中，个体的自主进入和随家庭的迁移，都占有相当的比重，这从1933年国民政府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对全国22省农民“离村”进城规模调查统计中可以折射出来，统计资料经简化，列如表1②。

      从这个统计可以看出：(1)地处长三角地区的江苏省全家离村流入城市者占该项的67.2%，也就是127087.3家635436口，其中城市打工和城市谋生的农民工合计为48.5%，也就是91722.2家458611口；江苏离村青年男女流入城市者占该项的72.7%，按一家有一人离村计算，则489327人中有355741人流入城市，这其中，城市打工和城市谋事(即农民工)两项合计为57.4%，计280874人。(2)同属长三角地区的浙江省，全家离村流入城市者占该项的62.7%，也就是46049.4家230247口，其中城市打工和城市谋生的农民工合计为43.5%，也就是31948.1家159741口；浙江离村青年男女流入城市者占该项的69.3%，按一家有一人离村计算，则150886人中有104564人流入城市，这其中，城市打工和城市谋事(即农民工)两项合计为52.8%，计79668人。(3)江浙两省合计全家离村进城打工和谋事的农民工平均为45.5%，青年男女独自进城打工和谋事者平均为55%，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江苏省尤为“抢眼”。(4)尽管针对长三角地区的统计不够精确，如非长三角地区的江苏淮北地区无法剥离，也没有区分性别，但个体的自主进入和随家庭的迁移这两种形式都很普遍，则是毫无疑问的。长三角地区进城打工和谋事总数超过百万的农民工中，根据已有研究③，打工妹显然超过一半。

      

      

      

      自主或“随(家)迁”进城务工的打工妹，走出熟悉的乡村，来到陌生的城市，那么她们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求职”实现“人—机”结合的呢？陈达先生的调查，给我们呈现出这样一幅“关系网”，如表2④。

      表2可见：(1)由乡友介绍入厂者为最多，计66人，占32.8%，次为亲戚介绍者，有57人，占28.4%，而招考入厂者仅4人，占2.0%。(2)具体到女工，乡友介绍和亲戚介绍各16人，分别占女工总数的26.2%，两项合计即超过了50%。(3)虽然我们无法得知打工妹在女工中所占比例，但可以肯定地说，通过乡友、亲戚亦即社会关系网络实现求职目标，是最主要的路径。这一结论，从卢汉龙先生的追踪调查中可以得到证实，如表3⑤。

      表3所列统计结果，尽管不是针对打工妹的专门调查，但85%以上来自“农民”和“非技术性工人”，打工妹自然也在其中。统计说明：(1)通过亲戚朋友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得第一项工作占绝大多数，总体达70%以上，这与表2所反映的情况是吻合的。(2)男女在社会关系的利用上各具特点，男性工作以亲戚介绍居多，女性以朋友介绍居多，这种情况的出现，按照卢汉龙先生的解释，“这是和男女来沪的先后不同有关。因为男的一般比女的先来上海，或先设法找工作。所以一般讲来，一家之中第一位出来的往往是依靠亲戚找工作，在沪立足后再靠朋友为家中其他人介绍工作。”这种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应忽视的事实是，在以轻工业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打工妹求职比打工仔更具有优势，机会多，成功率高，通过打工妹扩编关系网络，是顺理成章的。(3)无论是男是女，利用市场关系来直接找到第一份职业并不多见。表中通过“应聘”、“报考”、“自己开业”等市场方式获得职业的总数大约占十分之一。这与表2“招考”的情况类似。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前的上海，虽然市场化程度可以堪称全国第一，但在谋业渠道上所反映出来的经济关系还是相当的传统”⑥。上海如此，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的情况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