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造船与航行技术的进步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隋唐江南所造船只可分为河船、江船和海船三类。河船主要是航行在运河与黄、淮等河流上的平底船。在唐代，这类河船主要在扬州等地制造，扬州设有十个造船场。 江船主要航行在长江及部分支流、湖泊，特点是运载量大。《隋书》卷二《高祖下》载开皇十八年诏书云：“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已上，悉括入官。”隋唐小尺的长度为24.5～24.6厘米，大尺为29.5～29.6厘米。①3丈即30尺，以大尺计算，船长约为8.85～8.88米，估计载重量在1000～1500石(60～90吨)之间。 至唐代，江船的吨位(载重量)更大了。《唐语林》卷八载：“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八十余幅(折合6丈)。”俞大娘航船最大，“操驾之工数百”。有舵楼。江南富商的江船一般都较大，估计载重量在2000～3000石(120～180吨)。这类船需借风力航行，“自白沙(南昌东北)溯流而上，常待东北风，谓之‘信风’”。为什么?因西行可借力东北风。李频《鄂州头陀寺上方》一诗即有“西江帆挂东风急，夏口城衔楚塞遥”②之句，就是描述江船西进上水航行需借东风。 关于江船，有个问题需要解释。就是为什么要造这样大?江船的用途一是作战，二是运输。从唐代资料看，主要是运输粮食、瓷器和木材等物资、商品，所以需要吨位大的船。其次，吨位大的稳定性比较好，有助于降低运输风险。这两个原因使江船越造越大。 如果以上解释属实的话，江船的造船地主要在长江沿岸的江南西道的各港口。江西的木材、粮食等商品与造船业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江南江船的技术进步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船型扩大，载重量翻番。如开皇十八年吴越江船的载重量在1000～1500石(60～90吨)之间，到了中唐，江南富商江船的载重量已达2000～3000石(120～180吨)。船体大，制造技术、航行技术的要求自必提高。 第二是橹的使用。橹在战国秦汉就出现了，但指的是楼橹、栅橹、楯橹，是一种木制的防御工具。三国以后，橹成为安装在船尾的连续拨水的驱动工具。有两条史料可解释其技术先进性。一条是《晋书》卷九四《夏统传》的记载。夏统是会稽人，太尉贾充问他能否作“水戏”?统答曰：“统操舵正橹，折旋中流。”舵是把握船的航向的，橹是驱动船前进的，正橹就是把橹，以使船在中流亦无倾覆之虞。另一条资料是《新唐书》卷一三四《韦坚传》，记载天宝时，韦坚开广运潭，江南各地绫罗锦绣、瓷器、铜器，乃至南海玳瑁、象齿、沉香连绵而至。“关中人不识连樯夹橹，观者骇异。”这里说到船的帆桅和橹，并指出关中人多不识多桅船和橹。《旧唐书·韦坚传》所记基本相同，但“关中人不识连樯夹橹，观者骇异”这一句，“旧书”改为“京城百姓多不识驿马船樯竿，人人骇视”。可见《旧唐书》编者并不了解橹的重要性，只记“驿马船樯竿”。“驿马船”似即纲船，其作用如递送人员、公文的驿站的马匹；“樯竿”应指桅杆。 橹是利用杠杆原理和流体力学原理③，在摇摆时使水流产生压力差，从而产生推力，并且连续不断，比用桨划水功效高得多。所以有人说橹的发明“可能是中国发明中最科学的发明”④。根据“一橹三桨”的实践经验，中唐时的俞大娘航船“操驾之工数百”，其中必有很多操驾工是橹手，亦可证明俞大娘航船既有尾橹，又有更多的舷橹，因为尾橹不能多装，一般是一橹或双橹。 第三是帆的使用。请看本人和徐东升同志的《唐宋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一书之《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与唐代的航海技术》篇。我认为，鉴真和尚第六次东渡成功，因为使用了“奇帆侧舵”技术，故能以侧帆承接东北风，沿偏东南45°方向于冲绳登陆，并继续利用侧帆北上。这实际上是后来的调戗技术，即逆风行船技术，就是调整船头方向，把当头逆风转变成侧斜风，这样它就能推动船只呈之字形前进，其中关键是帆和舵的控制。 海船有来自国外者，以狮子国最大。江西、福建、广东也都能造海船。贞观时，阎立德在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福建省图藏《西山杂志》(抄本)载唐时泉州可造4000石(240吨)海船。广东造海船见阿拉伯人伊本·巴图塔《游记》和《岭表录异》等书记载。江南、岭南的航海业发达促进了海船制造业的发展。 海船制造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横隔仓和水密分仓的发明，美国人12世纪才知道这项技术是从中国传到法国的⑤；船舷采用巨木作为强力构件，确保船体牢固，抗风浪。其他在船板榫接、板缝填充材料(油灰)等方面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⑥当时船体为杉木板，铁钉紧固。⑦帆的使用已和风向联系，但并不熟练，其调节技术已在实践之中。 江船、海船制造技术及航行技术的进步，推动运输业的繁荣，促进了江南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举其大者有： 第一，粮食运输和南粮北调。裴耀卿是改革漕运旧例、转运南粮的重要人物，其事迹见两唐书《食货志》所记。他着力解决了长江、运河、汴河、黄河的运路各段水情不一的问题，置仓储粮，水通则运，开元二十二到二十四年“凡三年，运七百万石”。开元二十五年达到100万石。⑧至刘晏主持漕运，“岁运米数百万石”，而《新唐书·食货志》则云“岁转运粟百一十万石”⑨。元和六年卢坦奏：“每年江淮运米四十万石到渭桥。”贞元、元和间因运费困难，故加强和籴，减少漕运，因为籴本比运本便宜。私商贸易，亦以米为大宗，如江淮大旱，米价日长，宣州缺米，米价升至一斗二百文，“商人舟米以来者相望”⑩。南粮北运既接济了唐中央的粮食，又加速了江南开发，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