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1/27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0-422x(2013)04-0093-10 1936年英国乔治·艾伦与昂温公司(George Allen & Unwin Ltd.)出版冀朝鼎英文博士论文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 as reveal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Works for Water-Control，1979年朱诗鳌将该书完整译为中文，题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以下简称《基本经济区》)。①冀朝鼎生于1903年，号筱泉，笔名动平，山西汾阳人。②1924年考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学，后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经济学，最终完成这部言简意赅、匠心独运的专论著作。③冀朝鼎生平可谓传奇，然目前并无一部他的专门而详细的传记，有的则是对其一些片断的回忆，如资中筠所作《传奇人物冀朝鼎》(《万象》2009年第11期)，《北京文史资料选编》第14辑亦收录一篇《清华学运先驱冀朝鼎》。较为深入的研究则主要有两篇，一是Stephen R.MacKinnon(麦金农)：Losing the Mainland:Chen Hansheng and Ji Chaoding in the 1940s，④该文探讨了身为中共秘密党员的陈翰笙和冀朝鼎在1940年代如何以他们的工作而削弱国民党统治的过程。一是格雷·路易斯《建国初期的冀朝鼎》，⑤这些文章多关注冀朝鼎“革命”与实务工作的一面，对其《基本经济区》一书并无过多关注。随着近年学者对其再度发掘，重新审视这部著作出版后的接受史与“基本经济区”分析理路的运用则十分有必要，本文即打算对此作一梳理。 一、“基本经济区”的主要内容 冀氏在《基本经济区》一书中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第8页)。“基本经济区的存在，导致了土地制度与赋税方法的地理上的差异，同时，还加强了不同地区走向不平衡发展的自然趋势”(第4页)，从而利用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就有可能剖析在对附属经济区进行政治控制时成为支撑点的经济基地的作用。因而也才有可能去研究中国经济史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从政权与地区关系的观点出发对它加以探讨”(第8页)。而此分析理路的前提冀氏认为是“中国商业发展的水平，从来都没有达到能克服农业经济的地方性和狭隘的闭关状态的程度”。所以要认识、理解传统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可以转化地去考察中央集权如何控制经济区的问题。这种被冀氏定义的“基本经济区”即是“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是哪一个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第10页)。正是在此分析理路下，冀氏讨论了国史上基本经济区的转移、水利兴修与基本经济区的关系等问题，试图来解释中国王朝的不断发展。 考察冀氏“基本经济区”概念的提出，可以发现主要是来自两个大的学术传统。首先，当是地缘政治学说。主要渊源则是鲁道夫·谢伦发挥出来的“国家有机体论”与麦金德提出的“地理枢纽”、“心脏地带”论。鲁西奇教授对此有全面阐述，他提到“鲁道夫·谢伦(Rudolf Kjellen)形象地把国家组织与人体器官的特性作比较：决策的中心城市首都是为大脑，交通是为动脉，自然资源是为供养和生长所需的粮食；国家内部的控制，也遵循生物法则：大脑指挥四肢，保护腹心和躯干，而身躯则储存能量。这样，国家就像生物体一样，各部位有轻重之别，有大脑、腹心、肢体等；控制了大脑和腹心，也就控制了整个生物体。那么，国家的大脑与腹心，就是国家的中心区或基本区域”。⑥而麦金德(Halford J.Mackinder)在讨论世界历史发展总体进程及其格局时，“提出了‘地理枢纽(geographical pint)’概念，并在以后发展为‘心脏地带(heartland)’的范畴。麦金德并未给‘地理枢纽’，或‘心脏地带’作出界定，只是声称，他的出发点乃是‘要展现作为世界有机体生活一部分的人类历史’，即探讨作为有机体的世界在发展变化过程中，何种地区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样的地区就是‘地理枢纽’或‘心脏地带'”。⑦其次，则是渊源于魏特夫的治水社会及其核心区理论。⑧冀氏清楚的表明魏特夫对他的影响，在《序言》中即提到“作者还要感谢K·A·威特福格尔(Wittfogel)博士，他在中国经济与社会历史方面，曾经作出了富有启发性的成果，他的贡献，证明了他对于这一领域中的许多其他工作者具有重要的指导地位”(第6页)。同时冀朝鼎还提到“我要感谢我的朋友J.帕赫特曼(Pachtman)为我口头上翻译了威特福格尔(Wittfogel)博士的著作《中国的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Cesellschaft Chinas)的部分内容，同时还要感谢威特福格尔(Wittfogel)博士为我提供了上述引文以及该书中其他选段的英文版本”。⑨另吴承明则认为“总观冀朝鼎的理论含有经济与政治互动发展的观点，并已含有W.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的思想”，但“克里斯塔勒的《德国南部的中心地》发表于1933年，冀氏书中并未提及克氏理论，当系自创”。⑩ 二、学界对《基本经济区》的反应 《基本经济区》一书在1936年出版以后，欧美学术界便给予了关注。首先是魏特夫于该书出版当年在《太平洋事务》刊发了对该书的书评，(11)评论甚高，认为冀氏提出的基本经济区的分析理路非常有助于认识中国的过去与现在，研究远东的学者是不能忽视此书的。在方法上，他认为冀氏既有采用西方科学的视角来认识水利、土壤等因子，(12)也具有传统中国学者史料分析考辨的能力。魏特夫对该书的推崇，实际上也让我们看到冀氏对魏特夫方法的发挥。同年H.H在《中国评论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概要性的介绍书评。(13)1937年《美国历史评论》刊发了J.J.L.Duyvendak对冀书的介绍与评论。(14)1963年纽约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重印该书，E.H.S在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第83卷第3期发布了一则简短的重印书讯。(15)到1964年，《亚洲研究季刊》再次刊发了一篇Sidney Klein对冀书的简短介绍，(16)此时冀朝鼎刚不幸去世一年。除此之外，李约瑟还曾评论冀书“这一著作，也许是迄今为止任何西文书籍中有关中国历史发展方面的最卓越的著作”。当冀著中文版面世后，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该馆的居密博士在给冀著译者的信中写道“美国国会图书馆最近收到您翻译的冀朝鼎大作，此书国外学者甚为重视，很高兴现在有中文本问世”。(17)西方学界对此书确实算是有所反应、关注、评价甚高。这或许与当时西方研究中国史的背景有关，冀书并非中国传统考证史学著作，而是一本“求解”之作，即寻求解释中国王朝发展的原因，寻找一把钥匙来说明为什么是那么发展。冀氏这种求解之研究当然有着西方学术的渊源，然又恰好切中了当时西方学术界所希望见到的解释性的研究，这有助于他们认识中国甚至是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