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恩格斯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①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国家经济史特殊性的经典论述。同样源于德国的历史主义也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人类历史及其各种表现是一个自然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一方面，历史是一个连续的但并不是直线上升的过程；另一方面，各个时代、民族、国家以至个人，都根据历史的条件或其自身属性表现自己的独特性，代表一种个别的精神和价值，因而没有共同历史可言，更不存在共同规律。他们认为，每一种完美人类之说是就某一方面而言的，都要受到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并且具有特殊性和个别性。②这种历史的独特性是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方法论基础。 中国经济史的独特性根源在于中国历史的独特起点。恩格斯指出：“历史从那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那里开始”。③不论从历史上考察还是从逻辑上考察，亚细亚生产方式都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起点。黑格尔也认为：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而亚洲是世界史的起点。④亚细亚生产方式以上古中国为典型。与希腊和罗马不同，源于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发展和演化并没有走向奴隶制，而是出现一种“普遍奴隶制”也即非典型的奴隶制。⑤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历史起点，决定中国没有在奴隶制的道路上长期延续，而是较早地建立了封建制度。所谓的封建制度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封建制度指的是近代以前的传统制度。而狭义的封建制度指的是“封邦建国”，即从“普遍奴隶制”瓦解后直到西周建立的制度。在此基础上，中国传统社会演变出两个“亚封建”生产方式，包括以大地产制为基础的世族地主经济和以小块地产为基础的齐民地主经济。但“此封建”已非“彼封建”，甚或已是“非封建”。这两种经济形式代表传统经济的比较发达的形式。在这种经济社会体制下，中国古代创造了农业社会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以及高度发达的制度和文化。直到16世纪以前，中国的传统经济没有遇到来自外部的有力挑战，而是通过自身的调节能力并与周边民族的融合，使这种生产方式逐步完善，并且达到农业社会高度发达的水平。 但是，正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建立了完善的制度和文化，导致这种经济社会体制产生顽固的传统和严重的路径依赖，并进而导致现代化过程的滞后。马克思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⑥“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的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⑦这就是说，任何一个民族的经济史都是在前一代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因而也是必须继承的，这就形成历史传统。而这种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被西方经济史学家阐释为“路径依赖”。这种理论认为：制度变迁过程与技术变迁过程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所以，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从中国经济史来看，不止一次地发生“变革—发展；锁定—停滞”的周期性现象。在历史的任何一个阶段出现的“锁定”，必然将使整个经济体陷于停滞，而这种停滞必须通过创新来打破。这种历史的继承性和社会发展对历史的依赖性，可以称之为“历史惯性”。 任何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都不可能保持固定不变，否则就必然走向衰落甚至灭亡。因此，任何生产方式都不能拒绝创新。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在不同阶段出现创新与停滞交错的现象。每一次创新都导致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每一次停滞都可以探寻到创新枯竭的原因。这种交错出现的创新与停滞，正是中国经济史周期性波动的根源。我们看到，在中国传统社会历史上出现过三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和制度创新，分别是殷周变革、春秋战国变革和唐宋变革。而在变革之后都导致中国进入一个新的生产方式，即封建领主经济、世族地主经济和齐民地主经济，而每一种新的生产方式都较前一种生产方式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所以，中国的传统社会并不是始终停滞的，而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 然而到了近代前期，中国进入创新枯竭阶段，从而陷入一个较长的停滞期。导致这种停滞的力量，一方面是传统社会的周期力量。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但“社会却没有变化。”⑧可是这种长期停滞和周期循环仅仅是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不同特征比较而言的。另一方面，是传统社会中传统自身的力量。恩格斯曾指出：“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⑨也就是说，这种社会经济体制一旦建立，就由于它的报酬递增效应而构成一种传统，并“锁定”在这种体制下。而在中国，由于传统社会制度的完善性和传统的顽固性，决定打破这种传统和周期的力量没能从内部产生而是来自外部。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侵略过程，停滞和静止的社会状态终于受到冲击，“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⑩而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迅速解体，也就揭开了现代化的序幕。总之，体现为历史周期性和传统惰性的“历史惯性”必须靠创新来打破，如果这种惯性过于强大的话，还需要借助于外力来打破。 然而，历史形成的传统，传统产生的惰性力量，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巨大反差，决定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多次选择，包括锁定和锁定的打破，不断的创新和革命，连续的“破”与“立”，才最终走上正确的轨道。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来看，历史惯性造成的经济史的低水平循环，被外来资本主义冲击和自身的社会革命所打破。然而，当中国踏上现代化门槛时，面临着多种道路选择，包括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其他各种“主义”。选择的困难加上历史和传统的力量，使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屡次陷于困境。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经过了血雨腥风的斗争，历史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而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上，经过一系列曲折和付出沉重的代价后，历史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不断选择的过程，就构成中国的近现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