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8；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3)05-0016-07 明清时期是我国农业技术发展高峰期，粮食单位面积生产率大幅提高，精耕细作农业体系愈加成熟，总结农学思想与农作经验的农书在数量上和种类上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农业技术的传播较发明而言具有滞后性，其中的时间差即为农业技术自上而下推广的具体实践过程。明清时期取得的农业成就离不开之前千百年的农学积累，许多农业技术理论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成熟，在明清时期得以扩散并应用，这就使明清时期的农业技术传播具有较前代更为突出的意义。以往学者对古代农业技术推广的研究往往集中于政府官方组织的技术推广活动①，或以不同种类农业技术推广为对象做出分类研究和梳理②，缺少对整个农业技术推广链的整体分析，以及对拥有农业技术使用权的个体农户的行为研究。在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中，致力于技术推广的主体、农业技术的传播载体以及不同的技术使用者，都是影响这一时期农业技术推广及其效果的主要因素。 为了分析农业技术传播的实际效用，对农业技术传播和实践过程的考察必须结合当时社会状况，明清时期记载农业技术和思想的农书大量增加，多种美洲作物引进和大范围推广都为农业技术传播带来新特点。 一、不同场域下的农业技术传播渠道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1990年出版的《实践的逻辑》一书中提出了场域、惯习和实践的概念，通过对场域和惯习的描述来理解实践。布迪厄认为“场域”是一个网络，一个不断构建的结构，社会实践者进入某个场域即会表现出与该场域相符合的行为，也就是说，在一个客观的关系系统(场域)内，社会行动者有属于自己的性情倾向(惯习)，在这两者相互影响下形成了实践。技术本身就具有社会性，在具体实践中会受到经济、军事、社会和文化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农业技术推广作为农业生产实践的一部分，在不同的场域中实践着不同的传播推广渠道，由于传播主体各自所代表利益不同，追求的目标不同，就形成了农业技术传播的场域特点。 1.以帝王为主体的谕令式传播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以农为本是历代统治者的治国根本，他们制定重农政策，发布“劝农文”督促农民耕稼，在进行农业技术推广时广泛听取大臣意见，用以指导全国或部分地区农业生产，力促粮食产量增加。由于帝王地位所限，获得与农业技术有关的信息并进行推广的渠道比较单一，一般是由地方官员提出建议，再由帝王复准，若方法良好则推广到更多州府实施。如乾隆帝谕军机大臣等：“据明兴奏，陆燿于山东臬司任内，曾刻有《甘薯录》一编……朕阅陆燿所著《甘薯录》颇为详晰，著即钞录寄交刘峨、毕沅，令其照明兴所办，多为刊布传钞，使民间共知其利，广为栽种，接济民食，亦属备荒之一法。”③只要对农业发展有利，帝王会不遗余力地推广实施新品种与新技术。明清时期，人口骤增，灾害频率加大，增加粮食产量和抵御灾害是统治者关注的主要内容。康熙帝甚至亲自种稻，试验总结南北气候差异，并向老农请教如何使种子更加耐旱，通过圣谕告知各地官员，依地方情况勘察并付诸实践。乾隆帝力促蚕桑养殖，“浙省蚕桑之利甲天下……应令各州县官查勘该处地方，可以植桑者，即官买桑秧，分给居民种植，示以育蚕之法。如有成效，即加奖赏，俾小民各知蚕桑之利。”④于是在帝王的重视下，通过发布圣谕再经由各地方官员，成为帝王推广农业技术的主要手段。 除帝王圣谕之外，另一种方式是敕撰官修农书。最早的官修农书是以唐代武则天名义编定的《兆人本业》3卷，现在虽已失传，但曾颁行天下；并将进呈农书定为制度，“每年二月一日，以农务方兴，令百寮具则天大圣皇后所删定《兆人本业记》奉进”⑤，可见统治阶级对农业生产的重视。清乾隆二年，由乾隆倡议，谕令南书房和武英殿的翰林收集有关农事的文献记载，历时五年，编纂成大型综合性农书《授时通考》，题材严整，征引周详，除系统讲述农业生产技术外，还附有很多插图，类似农业手册，作为地方官员劝课农桑、指导生产的依据颁发各地。这种官修农书常由官府以行政手段散发州县乡村，用以教导农业，往往流传较广⑥。 帝王通过官修农书传播农业技术并施行重农劝农的统治思想，康熙帝在《耕织图》序中写道：“且欲令寰宇之内，皆敦崇本业，勤以谋之，俭以积之，衣食丰饶，以共跻于安和富寿之域。”⑦帝王之所以热衷于修农书重农业，一方面是由于重农抑商的思想由来已久，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统治。例如乾隆年间编纂的大型综合性农书《授时通考》中“劝课门”讲述历代重农措施，并历数帝王在组织领导农业生产中的成绩和经验，还有“谷种门”的“嘉禾、瑞谷、瑞麦”部分，同样具有维护统治的色彩。因此，帝王传播农业技术是要劝农、重农，在明清人口激增的情况下推广提高粮食产量的农业技术，但由于帝王远离农业生产实践，对各地农业发展条件和状况并不能完全掌握，做出的政策决定并不能完全被农民认可和接受，有时也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清雍正三年京畿曾发生特大水灾，在怡亲王允祥的主持下，大兴水利，公私合计先后垦出稻田六千七百余顷。但南北自然条件不同，北方水少，开垦出的稻田不能持久，很快荒废，于是乾隆二十七年诏谕：“物土宜者，南北燥湿，不能不从其性，倘将洼地尽改作秧田，雨水多时，自可借以储用，雨泽一歉，又将何以救旱？从前近京议修水利营田，始终未收实济，可见地利不能强同。”⑧ 2.以士绅为主体的农书式传播 士绅阶层是明清时期乡土建设的重要组织者，也是沟通统治者与广大民众的重要中间阶层。关于这一阶层的研究，使用过很多概念和定义⑨，本文所说的士绅是指对地方事务具有正规或非正规权利的权力层，具体包括在职或曾在职的官员，以及被授予某种称号以此获得某种殊荣及地位的人。傅衣凌考察乡绅存在的根本原因为高度集权的中央政权无法完成名义上承担的各种社会责任，只能由一个双重身份的社会阶层来完成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而基层社会也期待有这样的阶层代表它与国家政权打交道⑩。在双重需要下，这个中间社会阶层成为中国传统社会重要的中间力量。因此，士绅掌握着信息在帝王与民众之间传播的重要渠道，也是农业技术传播的重要一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