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与重要性 目前两岸关系发展已步入“深水区”，政治议题在两岸对话与协商过程中的分量将逐渐加重。例如两岸事务中的公权力、台湾“国际空间”及双方军事互信等，均属需要“破解”的“难题”，无法回避而须务实面对。十八大报告即提出“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为解决问题开辟了道路。①实际上，按照破解这些政治难题的倒逼逻辑，最大的“难题”应该是台湾定位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政治难题都很难找到解决的基础。② 近年来的事实说明，两岸关系之所以取得重大进展，在于双方在坚持“九二共识”和反“台独”的基础上建立了政治互信。但是，“九二共识”和反“台独”作为两岸政治互信的前提，却仅是“低度前提”，有了这个“低度前提”，海协会和海基会这种“白手套机构”之间的事务性商谈得以进行，并收获签署19项协议等经济性、功能性领域的成果。如果两岸要着手解决政治议题，就需要进入政治对话和协商过程，特别是实现领导人会晤的突破；而这只有在坚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妥善解决台湾定位问题，才可能实现。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推动两岸高水平政治互动的前提，即“高度前提”。现在，在台湾执政的国民党当局虽接受“九二共识”，却将其解读为“一中各表”，强调拥有所谓“互不隶属的对等身份”，将“不被矮化”作为底线，在谈判场合则刻意彰显其公权力的存在。显然，“九二共识”采取“战略性模糊”的做法将台湾定位隐蔽化、模糊化，在两岸关系发展进入“深水区”时，并不能解决“巩固深化”的动力问题；相反，双方在台湾定位问题上的深层争议，意味着两岸间长期存在的一些结构性矛盾，并未因近年两岸关系积极发展而消解。因此，解决台湾定位问题，既可以巩固深化两岸关系发展的已有成果，又可以为破解政治难题、推动双方从低度互信迈向高度互信创造条件，从而使两岸关系从现有水平发展到更高水平。 从前瞻角度看，两岸关系迅速发展意味着两岸正在进行着某种有效整合，这种整合从经济到政治的延伸，也必然要求解决台湾定位问题，因为定位问题是双方具有成熟的整合关系乃至实现国家统一目标的前提。举凡人们所熟知的经济整合乃至国家政治统一的案例，均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首先明确整合或统一当事方的定位。例如，东西德国、南北也门、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的统一，乃至于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联合(盟)国家的尝试及欧盟一体化，均未例外。当事方在主观上都认知这是它们整合或统一的基础，而在客观上这也造就了它们整合或统一的条件。但是，两岸的整合和统一，特别是当这二者成为一个紧密连接的过程时，其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正是台湾定位尚不明确。这既可能降低两岸整合的程度和效果，也可能使这种整合到统一的过渡面临阻滞。究其实质，台湾定位是两岸关系的核心症结，两岸整合乃至于统一迟早要解决台湾定位问题，目前的所谓“互不否认”③只是负向表述，有回避问题之嫌，不能从根本上开辟两岸政治对话与协商的路径，也无助于未来的两岸整合及统一进程。总之，台湾定位的解决将为两岸关系的再发展提供动力和条件，只有首先在此问题上产生共识、达成一致，才有可能探讨两岸整合及统一路径，进而确定整合及统一模式。 二、台湾定位问题的特点与变化 随着60余年来台海局势的演变，尤其是30多年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台湾定位问题的特点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这是我们在探讨时不能不注意的。所谓“显著变化”主要有两点：一是台湾定位问题已不仅仅是台湾当局的定位问题；二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台湾是中国什么样的一部分”尚未完全解决。 1.台湾定位问题已不仅仅是台湾当局的定位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理解的所谓定位，仅仅是“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或“台湾当局的定位”。在大陆的一些政策文件中，这样的表述还是比较多的，④即使2005年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也带有类似痕迹。⑤有些大陆学者认为，只有台湾当局的定位问题，没有台湾定位问题。甚至认为，说台湾定位问题，是抬举了对方，应该完全延续内战逻辑(即只直接对接于1949年中国政治所发生的重大变动)，而无须考虑近年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变化、岛内政治生态的演变，没有必要提出“台湾定位”的命题。 依据内战逻辑，两岸问题的症结可归为如何看待和处理“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或“台湾当局的定位”。就此，存在着两种解释：第一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把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据台湾说成是“地方武装割据”，用“集团”、“反动派”、“一伙”等意识形态化的词汇来进行定位。第二种限于行政位阶和地理区划的含义。20世纪50、60年代，我们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把台湾说成是“中国的一个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有些时候还称呼对方为“台湾地方当局”。以上两种定位限于政权更替逻辑将焦点集中在台湾当局，它意味着如果要实现和平统一，只要解决好台湾当局的定位问题就可以了。但这已不适应于当下现实，现在需要摆脱意识形态并突破单纯行政区划含义，从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政治意义上更全面地进行定位。 应该看到，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经过“宪政改革”和本土化进程，岛内政治生态发生重要嬗变，两岸关系固然没有脱离内战遗留问题的本质，但随着时间推移也出现了若干非内战化的特征。由于受到“宪政框架”改造和选举机制的影响，岛内政治脱离了威权体制的束缚，涉及“台湾前途”的决定权已非像两蒋时期那样能为执政当局所单独掌控。而且，李登辉和陈水扁加速推动岛内本土化和“去中国化”，本土化因素和多元民意结构制约着当局的两岸政策。虽然不能说台湾多数人的国家认同完全脱离中国认同，但至少他们中有相当数量确立了“台湾主体意识”。这就使其无法接受两岸统一变成对某些政治人物的善后安排，也不会接受以政治机构重组的方式仅对当局进行定位。质言之，在两岸关系迅速变迁和岛内情况嬗变的情形下，我们用“台湾当局的定位”或“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之类的说法已无法应对岛内政治生态的现实，也完全无法说服对方，包括台湾民众，从而无法顺利地推进两岸整合和国家统一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