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13)05-0010-06 随着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增强两岸文化交流、签订两岸文化交流协议的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有些人急切地希望两岸能够早日商议文化交流协议，促进两岸的文化认同。本文认为，这个意愿是好的，但是如果不了解两岸文化事实上存在的差异，不了解两岸文化认同存在的阻力和障碍，就不能正确地面对现实，就无法有效地开展文化交流，也无法实现两岸的文化认同。本文就“台湾文化民族主义”的建构问题加以探讨，希望有助于了解两岸文化交流方面存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文化民族主义”与“中华文明圈”的解构 关于“文化民族主义”有许多不同的界定，一般认为“文化民族主义，是指表现文化领域内的一种强调本民族共同文化认同，维护本民族文化独立性的民族主义倾向”。“文化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在文化上的诉求，是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自觉和觉醒，它先于政治上的自觉和觉醒，并对后者起推动作用”。有的学者认为“文化民族主义，实为民族主义在文化问题上的集中表现。它坚信民族固有文化的优越性，认同文化传统，并要求从文化上将民族统一起来”。①此外，还有另一种解释，认为“文化民族主义”“它主要是指现代国家运用政治手段来塑造国家的主流文化”。②本文使用后一种界定来讨论台湾的“文化民族主义”问题。 李河在《东亚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与中华文明圈的解构》一文中，以韩国、日本为重点，讨论了东亚国家运用政治手段建构“文化民族主义”，并且对中华文明圈进行解构的问题。作者指出，20世纪60年代韩国在首都光化门广场上建造了李舜臣塑像，他是一位在1592—1598年朝鲜李氏王朝与中国明王朝共同抗击日本侵略战争中建立了功勋的将军，被称为“武圣”。到了2009年又在广场上建造“世宗大王雕塑”，他是朝鲜第四代国王，创制了朝鲜字母。由于韩国政府在1968年规定彻底禁用汉字，于是世宗大王的地位被提升为“文圣”，而原来被称为“韩国的孔子”、思想家李退溪(1501—1570年)的地位就被取代了。与此同时，韩国出现“去中国化”的现象，淡化和抹煞中国与韩朝在历史上的亲密合作关系，而强调中国在历史上对韩朝民族的压迫，强调韩国的独立文明。日本则强调“东亚文明中心从中国转移到日本”，日本“从中华文明中心主义走向欧化中心主义”。作者进而指出，汉字文化、儒学文化、佛教文化构成中华文明圈的主体范围，而现今东亚国家解构了中华文明圈，例如韩国、朝鲜都进行去汉字化，越南也废止汉字及其衍生的“喃文”，同时这些国家实行“去中国化”而坚定地采取“自我中心化”。作者认为东亚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有“西方取向”与“自我中心化”这两个“驱力”，使它们逐渐疏远于“中华中心主义”。 在东亚地区，类似的情况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如，韩国首都汉城改名为首尔，“企图向世界宣告摆脱中华文化的束缚，并建立独特的文化与民族”。在韩国、越南、蒙古的博物馆和纪念馆中，可以看到他们所纪念的多是“抗击中国”的英雄人物。蒙古在修史时，力图抹煞与中国的历史关系；在文化、心理、历史上与中俄两国划清界限，极力彰显蒙古自古是独立国家，拥有独特的文化传统。越南政府大力推行带有本土色彩的民族传统教育，把雄王塑造成越南民族始祖；在历史传统教育中，凡是涉及中国的内容，通常被描绘成一部越南“抗击外敌”的爱国史，李常杰、陈兴道等抗击中国封建王朝进攻的头领成为越南的民族英雄；越南教科书淡化了中越两国的历史关系和文化渊源，中越文化同源的说法受到严厉的批判。马来西亚华人占总人口23％以上，但华文教育却受到很大的限制，等等。 列举以上事实，是为了说明由政府运用政治手段建构“文化民族主义”，解构“中华文明圈”，已经成为一种现实，一种潮流，它已经在东亚诸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发生影响。从东亚的大背景下考察台湾，可以发现在台湾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存在上述两个“驱力”，“台独”势力受到这股潮流的影响，试图疏远“中华中心主义”、建构“自我中心化”的“台湾文化民族主义”是不难理解的。 二、建构“台湾民族主义”的困境 一般意义上的“台湾文化民族主义”，早在日据时期就已经开始建构，根据朱双一的研究，认为那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一环，它与祖国大陆的文化民族主义，有着相同或相似的主题、表现形态和话语形式”，是在日本统治下“传统文人萌生和滋长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转而对本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持极力坚守和维护的立场”。③两蒋统治时期的“文化民族主义”，强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结合，讲的仍然是中国文化。 而本文所界定的“文化民族主义”，即“现代国家运用政治手段来塑造国家的主流文化”，在台湾则主要体现在李登辉、陈水扁当政时期。李登辉指出：“长期以来，在国民党党化教育下，台湾人被灌输大中国意识，台湾历史文化被打压，台湾人民无从真正认识自己的历史文化，也因而无法确立对台湾的‘国家’认同。”④“独派”学者也指出：“台湾过去处于‘去台湾化’外来政权统治下，个人主体难以获得身体性，以之成为独立运行的行为主体。同样的，社会也因不能自主结社，而不能有自主形成的社会(社群)。这种现象到九十年代李登辉主政时期开始有了转变。”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