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大批新独立的不发达国家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在它们现代化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事实上只有两种模式可供选择：一是扩大政治民主，提高大众的参与度，以期推进现代化；二是加强中央集权，通过政治强人强制性推进现代化。历史发展证明，前者无一例外遭到失败，而后一种模式在很多国家获得了成功。 二次大战以后面临现代化任务的国家，一般来说：(1)社会相对落后，社会资源量有限，而现代化需要巨大的社会资源来推动，同时，在其外部已存在非常现代化的国家，因此，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就成为一种“追赶型”的现代化。这就使得这些国家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集中有限的社会资源，并加以合理配置和高效使用，也就是说必须把效能置于现代化发展的优先地位。这一点只有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才能做到。(2)市场发育不完备，各种法律、经济、政治、文化法规不健全，社会资源的配置不可能靠市场驱动来完成，也不可能靠体制驱动来实现，它只能靠政府权威性的政策来推动。这种权威性政策的制定及实施显然得有权威性的中央政权才能实现。(3)后现代化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不仅要实现先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要实现的目标和任务，而且还必须同时关注并努力解决先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完成以后才着手注意的各项任务，如加强环境保护，扩大公民权利，转换体制，防止收入分配过分不平等，等等，用时下比较流行的话叫“一步到位”。这种形势和状况决定于后现代化国家中央政权的权威性和强大性。 历史同时表明，在一个国家和地区（尤其是追赶现代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当经济开始步入良性循环轨道后，通常都会有一个高速增长阶段。如日本的1955-1973年，韩国的1961-1979年，台湾的整个60年代，均是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而这一阶段往往又是政府强有力主导的阶段。政府在这一阶段对推动经济加速发展的方式和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如重点扶植国家迫切需要的战略骨干产业，控制劳工运动，增强工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积极培植现代市场体系，等等。以产业政策为例，产业政策的要义是将本国有限的资源集中运用于对国家发展最为有利的产业，以强化本国的产业结构，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产业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反市场色彩，因为它不是依靠市场自发调节，而是靠政府引导，倾斜政策，把比较劣势的产业强制性扶植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达到不断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的高级化的目标。 世界各国现代化经验已经证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在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树立中央的权威便成为现代化过程中的一项基本的任务。 关于权威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必要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有过科学的论述。恩格斯的《论权威》就是其中非常有名的一篇。这篇论文是恩格斯为批判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而写的。在巴枯宁看来，任何权威（包括国家、法律、规章制度及服从）都是绝对的祸害，都应立即废除。恩格斯认为，所谓权威，是指把一部分人的意志强加给另一部分人，它是以服从为前提的；权威本身就意味着服从，没有服从就没有权威可言。权威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领域，政治领域以及其他领域都是存在的。权威不是按照任何人的主观愿望随意确立的，它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就社会经济领域来讲，社会化大生产要求权威，恩格斯有一句名言：“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消灭大工业本身一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2页）恩格斯这一关于权威的思想具有权威性，这不仅在于它出自恩格斯，更在于它本身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2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权威？这是在肯定了中央权威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后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批判、反对权威的观点如果出于否定权威本身，那就另当别论；如果担忧它可能退回到落后的保守的专制主义而加以反对，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权威是具体的，各个时代，各种社会条件下的权威性质极不相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有宗教专制的权威，有家长式的专制权威，也有民主制的权威。显然，我们需要的是民主制的权威。具体地说，一方面，中央政权及其权威性必须体现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以人民的服从、拥护、支持为前提；另一方面，中央政权的权威必须是强有力的，它必须能引导并推进现代化建设，同时又必须有能力协调、解决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冲突以至混乱状态。我们说二战后一些后现代化国家的经验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有借鉴之处，正是在于其以中央权威来推进现代化进程这一思想；但我们也不能完全照搬照抄。战后不发达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其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的一种政治形态，其权威的形式，虽然在不同的国家不尽相同，但都缺乏民主基础，这种权威靠其政治强人的个人魅力及其铁腕手段甚至借助军事力量加以维护；而在我国，中央的权威是建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信任，支持和拥护的基础上的，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的权威具有广泛的民主基础。因此，这种权威的维护也与前者迥然不同。在我国，中央的权威通过两个方面得到维护：一是科学真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追求和服从科学真理的党，党的每一项政策，决议都体现了其揭示事物本质，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特性，都是以服从真理为最高标准。真理是权威的。中央的权威就是这样通过其政策、决议的真理权威性而得到维护。二是组织制度。对真理的认识有一个过程。这就意味着中央的政策，决议难免不出差错，如果发现有不妥当之处，不合乎科学真理之处，终究还要加以纠正。而通过一定的组织制度，组织程序来纠正错误，则是维护中央权威的重要方面。这就是说，中央的政策、决议一旦形成、颁布，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即使错了，或者你认为它错了，也得通过一定的组织程序，由党的组织作出新的决议，才能改变，否则不能随便加以更改。服从错误有时也是服从权威。这样，通过维护组织制度的权威性从而维护了中央的权威。真正的、最大的权威是来自科学真理权威和组织制度权威的有机结合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