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是在反传统哲学中行进的。这种造反姿态已在上一世纪末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中初露端倪。如郭尔凯郭尔攻击黑格尔的理性体系时说，一种逻辑的体系是可能的，但是不能有一种人生的体系；对上帝来说，实在本身是一个体系，但对一个生存着的精神来说，却不可能是一个体系；建立体系是出于人的对知识的渴求，但太多的知识是我们的不幸，因为这使人们忘记了人的生存是怎么回事。赓续于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海德格尔在他后期的著作中鲜明地反映出他企图寻求一种与西方传统思想方式截然不同的东西。在《论人道主义》中，海德格尔就表明他要放弃传统的那一套哲学。他说，将来的思想不再是哲学了。因为将来的思想比起传统哲学得更有创造性。于是他提出著名的“哲学的终结和思想的任务”的宣言。哲学的终结，就是哲学态度、视点、思维方式的转换。海氏否定传统哲学，试图以“思想”来取代哲学。他对“思想”的解释与一般含义不同。人们一般把思想理解为对事物或事情的思考、反应，然后得出的结论、观点。海氏的“思想”并不指关于对象的认识和判断，而是对于人和环境的整体的感受。比如说直觉、顿悟、情绪、意念。在这些形式中，并没有关于对象的意识，但都有对人自身及其所处的环境的感受和意识。海德格尔之后，西方哲学家们掀起一股“后哲学”思潮。“后哲学”并非流派，而是一种对传统哲学非难的态度。首先，他们否认哲学的终极基础性质，否认哲学是一切知识的阿基米德点。其次，“后哲学”批判传统哲学追求普遍性、同一性，因为传统哲学从整体上去把握社会人生、艺术，“后哲学”带有整体的压制性质，隐含着极权①。再次，“后哲学”消融了哲学与文学的界限。后期海德格尔就试图超越于理性的概念、证明、辩驳水平的哲学，进入一种禅悟的诗学境界，把哲学完全当作一种诗学来处理。文学和哲学在后来的哲学家、文论家手中逐步融合于“文本”、“话语”等宽泛概念之中，二者的界限进一步消弭，在各位大师笔下，只能辨认各自的文化姿态，而不能廓清诗与思，随笔与哲学了。比如巴尔特的《恋人絮语》、德里达的《格拉斯》(Glas)、《明信片》(The Post Caro)等。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罗蒂把后哲学称为启迪哲学。罗蒂认为，今日西方文化面临的任务是：应该如以前哲学使其自身非神学化那样，以同样的方式来使其自身非科学化②。哲学是什么呢？它只是一种启蒙心灵的实践性的思想行为，它导引人们的心灵更能从事知识的探索、创造。简言之，哲学只是一种启蒙性、教育性的工作。它并不是一面镜子，它不能反映世界。哲学只有实践和改造的意味，而没有本体论的意味，因为没有与之相应的真实东西存在。于是，罗蒂把哲学看成诠释学。他说：“‘哲学’不再是一种有着永恒主题的学问和名称，相反，它是一种文化的形态，一种‘人类交流’的声音。”③也就是说，启迪哲学不是纯粹意义的哲学，而是一种文化批评。哲学由抽象滑到了具象跑道。罗蒂接着说：“我认为哲学需要改变，给文学划出充分的余地。……我们将永远需要哲学家，但他们应当停止充当预言家或救世主，而只应该成为评论家或顾问官”。④即，哲学家把哲学的终极追问“还原”为文学艺术对人生境遇的描述，把哲学的功能交给了文化批评，哲学世俗化了、批评化了。 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哲学衍生物的近代西方美学避免不了一番新的洗心革面。 2 历数二十世纪几大美学派别：马克思主义美学、存在主义美学、现象学美学、阐释学美学、形式主义美学、精神分析美学、符号论美学、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结构主义美学、接受美学、新马克思主义美学（主要指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美学，大致可以把它们作两大类看待。前四者为一类，后八者则属另一类别。前一类显然还未脱尽传统哲学的影响，多持一种“超越”具象之上的态度。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前期阐释学本身就是一套完备的世界观，各自的美学理论都有一种规范化的哲学基础，对如何认识世界有明确的方法、态度和概念。即它们是关于世界的“总体”的哲学论上的美学。这种“哲学美学”可用波普尔的“证伪法”来检验它们。“证伪法”是“一条可以用来作为科学陈述与非科学陈述的划界原则的标准”。波普尔“把没有能够作为科学陈述而得到检验的陈述称为形而上学陈述”。⑤“存在”的超验性、“现象”和“理解”的主观性、抽象性，都是不能被科学检验的，即不能被“证伪”的也不能被“证实”的。它们的美学是“总体的”“哲学美学”。后一类程度不同地能被“证伪”和被“证实”，可以过“临床检测”一关。它们从事的是美的感受和体验、美的程序和模式的分析，乃至在分析中常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术语。它们面对的是具体文本或整个社会文化现象这个庞大的“文本”，而非一种哲学观念。极言之，它们就是一种“文本分析美学”。“分析美学”紧紧抓住的是认识的工具，而非认识的对象（如宇宙、自然、上帝、真理等）。这些工具有语言、结构、符号、作者和读者的心理过程，等等。在这些美学家们看来，传统美学所提出的许多根本性问题本身是经不起分析的，如“美是什么”、“艺术为何”之类的提出永远只是一个伪命题。他们试图以概念使用条件的分析来取代美的形而上思考，把对背景和环境性东西分析掩盖理论的出场。他们共同的提问嗜好是：“我们是如何认识文学艺术之美的”、“自然与生命关系怎样”、“文体意义如何”、“语言用法如何”，等等，而不再垂青于美的本质、绝对理念、辩证逻辑的发问和叩求。 从前述势力罗列和发展趋势看，显然美学的分析论态度压倒了哲学本体论的态度。而且，后期的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不再论证“存在”为何物，而是试图通过“诗”使“存在”得以保存和“去蔽”。伽达默尔在经历多次与人论辩之后，他关注的中心转到了社会、文化中的实际问题，认为：一切哲学问题应该归结到人类主题之中才有意义，于是，阐释理论的哲学成为一种文化哲学的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