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在我国数千年历史上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直到如今以至后世还将继续下去。先秦儒家思想的形成，固然是孔丘及他的一批门徒弟子共同切磋琢磨的结果，但儒家学说的进一步系统化和理论化，则不能不归功于孔丘的再传弟子孟子（柯）和荀子（卿）。在十年动乱的时期，学术界被搅得是非颠倒、混乱不堪，孟、荀二家被人为地对立起来，孟轲是儒家的代表，成为复辟派，罪不容诛，而荀卿则被戴上法家的桂冠，成为革命派，荣若华兖。这完全是为了服务于某种政治目的而对历史人物的任意歪曲。事实上，孟、荀二人是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孔门的儒家思想，外表乍一看来，二人的学说似乎是对立的，其实，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他们的不同的理论，在儒家学说发展的道路上，却正起着互补的作用，使得儒学理论日趋完整和严密，成为华夏文明中居于核心地位的精神支柱。所以，我们在研究儒家思想学说的发展时，孟、荀二人的历史地位和功绩是不能低估的。 孟、荀在我国古代美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把先秦儒家的美学思想，从本体论到方法论，作了重大发展。冯友兰先生认为“孟子代表儒家的理想主义的一翼，稍晚的荀子代表儒家的现实主义的一翼。”（《中国哲学史》，83-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这种看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孟子侧重于从人的主体意识修养（心和性）发展儒家学说，论者称之为唯心主义；而荀子则侧重于从礼法的强制与人的实践行为发展儒家学说，论者称之为唯物主义。从哲学思想的层面上去看，这也未尝不可。在人类哲学文化发展史上，唯心主义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正如孟子的学说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对于高扬人们的主体意识和主观精神方面，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冯友兰先生的看法，同样也适用于说明孟、荀美学思想的各自特色。美学思想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不是互相排斥的对立物，倒是相辅相成、互融互补的，二者的结合构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儒家美学思想体系。我想，把孟、荀的美学思想作一番比较，对研究儒家美学思想的总体特征是有重要意义的。我们首先要看到孟、荀美学思想的差异，这才可看到他们的美学思想内涵的丰富性和独特性；但我们更要看到他们的异中之同，从而寻找到他们之间互融互补的契合点。这才是我们认识我国古代美学传统的契机。 一、审美主体人格的修养 我这里说的审美主体，是指作者和读者双方而言，就作者来说，他既是美的创造者，又是美的鉴赏者。作为审美主体，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首先涉及的问题就是他们的人格修养问题，也即是主体人格美的修养问题。中国有一句俗话说：“文人无行。”几千年来，文人背上这口黑锅，实在也是冤枉。我想，这种偏见的形成，可能是来自两方面，一是历代封建礼教观念作祟，总是把某些文人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等合理的思想和行为，看作是离经叛道，违背纲常，故诬之为“无行”。但另一方面，文人中确实也有少数品格低下，行为不检的人，败坏了文人的名声。元好问讥笑潘安仁“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就是因为潘岳一面大谈清高，一面却趋炎附势，阿谀逢迎。其实，儒家历来十分重视主体人格、德行情操的修养，虽然他们所理解的“人格”的封建道德内容中有应扬弃的糟粕，但要求每个人，尤其是文人，要有高尚的人格，要有纯净的道德修养，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有好思想，好品格。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要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难道不对吗？就拿儒家的“君子”来说吧，“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些做人的品格和处世的行为准则，难道不也是我们所需要的人格精神吗？ 在重视人格修养这个根本问题上，孟、荀是一致的，他们都主张审美主体首先应具有高尚的人格，才可能在健康的审美活动中实现教育人、感化人、塑造人的目的。但是，如何进行人格修养？在什么基础上、用什么方法去完成人格修养？在以下这些问题上，孟荀却产生了分歧。 第一个问题：人格修养的基础是什么？也就是说人格的基础是人的先天本性还是后天的社会实践？这首先涉及孟、荀的性本善和性本恶的理论之争。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一切不善的思想行为都是后天社会生活影响形成的，因此，一切仁义道德的教育都是为了唤醒人的善心，即所谓的“良知”和“良能”，是先验的天性。他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尽心》上）这良知良能，就是天生的善的本性。人性究竟有没有善与不善之分呢？孟子曾和告子反复争论过：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告子》上） 这就是说，善是人的天生本性，不善（恶）则是后天习染而成，因此，一切后天的教育，都是为了使人复归本性、发现良知。孟子为了证明人的本性是善的，他列举了大量事例：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侧隐之心，非人也（《公孙丑》上）。 把“不忍之心”作为“性善”的本能表现，推而广之，他把“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都说成是本性善的表现。再进一步，他把仁、义、礼、智都说成是天生的“善”的本性，即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同上）关于这个问题他不止一次地作了说明，譬如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告子》上）孟子把“人性善”看作是衡量人和非人的准绳，如果没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就被认为是“非人也”。他说过：“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也许以上所说的就属于“几希”的范围了。显然仁、义、礼、智都属于社会伦理规范，是儒家的道德观念，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但孟子却要把它说成是人性的“善”的表现，是先天的本性。因此在他看来，人格修养的终极，就是要恢复人的良知、良能，把仁、义、礼、智变成发自内心的一种自觉人格。我国古代文艺美学中提倡“童心”、“赤子之心”等等，显然都是来自孟子的性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