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认为，朱立元主编的《现代西方美学史》以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起伏消长为架构，推出了一道西方美学历史的新风景。与以前的研究者不同的是，此书倾向于文化的立场，对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的发展作出了文化的审视，并具有部分的指向民族本土美学的意义。他们的这种学术勇气是由当代全球性的“文化热”激起和陶铸的。 天国也需要学者，前辈学者的未竟事业才招引了后进的身手。《现代西方美学史》（朱立元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借着著者的条件，扩拓了朱光潜先生生前由《西方美学史》铸下的规模，虽然它以二十世纪作为自己的对象。著者部分实现了他们的心愿，相信这部大书，对我国高等院校有关专业的教学会带来一定的便利。不过，它相宜于站在讲台上的，而对坐在讲台下的，大多或许会计较再三的。不无遗憾，却实在是没有法子的事。 对朱立元和他的合作者来说，最值得凝眸的是自己的劳作究竟提供了多少新东西，给读者带来了多少新启发。在我看，《现代西方美学史》足以使他们欣慰的地方，恰恰在这些方面。 资料的勾稽索理是任何历史科学的基础，《现代西方美学史》已经显示了著者在这一方面令人钦佩的功力。然而，朱立元等有着更长的挟持，他们并不仅仅满足于资料长编。历史科学的本质要求，也即对编撰者“史识”的考验，召唤着他们的学术激情。“导论”中的一条长注（见第三页）昭告了消息，而著者的全部努力又实证了这则消息的真实性。我并不欣赏他们对李泽厚、朱狄有关著述的理解，这是需要在另外一种条件下作出进一步论证的。李泽厚从哲学范畴的擘划，而朱狄对类型研究的兴趣，作为一种功能定位，都自有其价值。从对象的内容与形式着手也罢，提挈对象整体中的某些类型也罢，同对象的性状无涉，都可用于描述历史。这些方法有着经典的气息，可以深究的仅仅在于功能的发挥是否到了位。不过，《现代西方美学史》毕竟是值得注意的，以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起伏消长为架构，实在既原则又前卫。著者推出了一道西方美学历史的新风景，和李泽厚的哲学范畴，和朱狄的类型研究，都不同，他们倾向于文化的立场，对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的发展作出了文化的审视。说他们原则，因为他们不过是在描述人本主义美学与科学主义美学这两大古老思潮在现代的形态；说他们前卫，因为他们的学术勇气是由当代全球性的“文化热”激发和陶铸的。 二十世纪以前的美学历史其实也可以用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来描述，《现代西方美学史》突出了“功能性”实质，以区别人本主义美学与科学主义美学在二十世纪以前的“神话的”或主要是“本体论”的性质。它正是以此为标志才获得和对象的极度亲昵。现代西方美学是一种旨在坚挺和活跃功能文化的美学，同时它也是一种充盈人的精神的美学。诚如朱立元在“导论”中指出的，现代人本主义美学以“非逻辑”、“非科学理性”为包装，表达的是人性在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压抑下的紧张与扭曲。现代科学主义美学坚信人对自然的永恒主宰，标榜的是人高于动物的无上光荣。两者在对人的关怀上是同一的，这正是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家开始在前人既成基础上正儿八经求索的主题。《现代西方美学史》给人们提供的事实，大致可以将现代西方美学归属于文化反思、文化关怀、文化重建的美学。 《现代西方美学史》部分面对是带有当代性质的课题。为当代现象作史，我素来持怀疑态度。在判断当前发生的个别的或一系列的事件时，最突出的困难莫过于，无法随时对一些十分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因素作出一般的总结，尤其无法探索出其中的终极原因来。某些最重要的因素，在还没有突然猛烈暴露出来以前，长时期内大都处于潜在活动状态。对于某一现象在历史上的明确观念总不能在与事变本身同时得到，只有事后即当论者拥有了历史的距离感后才能得到。然而，《现代西方美学史》的著者执著于美学发展史中“人”的主题，便等于具备了穿越时间隧道的能力，既能反顾又能前瞻，克服了李泽厚“模式”的生涩而显出生动性，又避免了朱狄“模式”的简陋而获得丰富性。“人”的精神，“人”的追求，人对自身的探索和确信，在这里一般地被表现为人本精神与理性精神的结合，历史与逻辑的结合。 在我看来，《现代西方美学史》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不仅仅是一部还原性质的著作，同时还发散着某种文化的策略意蕴。它毕竟出自于有责任感的中国学者的思考。对人的关怀，本是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灵魂，所以，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具有部分的指向民族本土美学的意义。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化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发展，全球意识的多元化日趋形成，开放已成为一个极其普遍的世界性现象。朱立元他们的工作从美学思想的发展这一特殊的领域给我们暗示了一幅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图画，成功地提出了西方美学与我们民族美学双向对逆交流的可能性，表现了一种非常健全的、有益于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学术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