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象”论与中国古典美学

       内容提要 “象”既为中国古代文化基本符号的构成，又为中国古典艺术美学的基元范畴。中国文化和美学尚象重象，其哲学起点在《易经》的卦象符号，而先秦诸子哲学美学对易象符号意义重新阐释和精神超越，则形成有关中国美学的重要思路和线索，这就是由老庄“道”的哲学对“象”的阐释和重象外虚空、非言味象的思想所引发的意境说；以《易传》阴阳二元结构思想和“立象以尽意”、“观物取象”、“观象制器”等命题为基础的意象说；以孔荀、《乐记》为代表的象通礼乐、重政治教化但又不违艺术审美特征的“比德”和“言志”说。本章本着上述基本看法，还描述了“意境”、“意象”、“言志”说在后世美学中演进的大致过程。

       “象”，既为中国古代文化基本符号的构成，又为中国古典美学意义发端、意蕴丰富的基元范畴。中国文化和美学以“象”为本，其哲学起点在《易经》的卦象结构，但延展开来，作为中国文化观念、思维特征、审美意识的深刻表征，却是先秦诸子哲学美学对易象的重新阐释和精神超越的结果。可以说，在先秦，以易象的结构和功能为本，经老、庄、《易传》、孔、荀、《乐记》的发挥，实形成有关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思路和线索，这就是由老庄“道”的哲学对“象”的虚、无价值的发挥和以“味”的体验为特征的“意境”说；以《易传》阴阳二元结构思想，“立象以尽意”、“观物取象”、“观象制器”等命题为基础的意象说；以孔、荀、《乐记》为代表的象通礼乐、重政治教化但又根本不违艺术审美特征的“比德”和“言志”说。把握先秦“象”论的哲学美学精神，对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美学的逻辑构架和审美意识的历史生成，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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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人谈到，中国古代美学以《易经》“象”的结构和功能为起点。不过，《易经》所谓“象”，并不能源于《易经》自身，它实际上是中国远古文化观念的凝结和积淀。《考工记》曰：“土以黄，其象方，天时变。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龙，鸟兽蛇。”以方“象”土，《考工记》这段关于中国远古神话和器具意识起源的论述，可以说明中国古代尚象意识是极早发端的。不唯中国文化，尚象可以说是任何处于远古神话蒙昧时期的文化共有的特征。郭璞《山海经序》曰：“以宇宙之寥廓，群生之纷，阴阳之蒸，万殊之区分，精气浑淆，自相濆薄，游魂灵怪，触象而构，流形于山川，丽状于木石者，恶可胜言乎？”这些话说明，处于神话蒙昧时期的人们，由于其笼罩在万物有灵的神秘氛围中，都以象为工具，以象与象之间的神秘思维和天人感应来把握世界。然而，当不同民族文化迈进文明时代的大门、远古神话解体之际，各自则选择了不同路径。《易经》产生于以神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化的殷周之际。殷周文化虽然深刻地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进化历程，表现了人的意识觉醒，包含着对远古神话蒙昧意识的批判与反思，但由于中国上古巫觋文化的巨大影响，由于巫祝卜史在中国上古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它并没有真正实现神向人的转化和神与人的分离，反而以巫史文化为基础，承袭远古巫觋卜筮之风，形成新的人对自然、鬼神的崇拜：“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周人尊礼尚施，事敬鬼神而远之。”（《礼记·表记》）周人以占筮代替殷人的龟卜，龟卜“多寡成于无心，不测之神，鬼谋也”，而占筮“审七八九六之变，以求肖乎理，人谋也。”（王夫之《周易外传·系辞上传》），占筮较龟卜，以“人谋”代替“鬼谋”，更能体现人的主观力量，暗含着人类脱离原始神话蒙昧意识的抽象思维意向，并最终铸成《易经》这一文化宝典。但是，中国文化始终没有形成西方文化那种清醒的理性意识、逻辑思维形式和科学精神，并没有象古希腊文化那样以自觉的人性意识来同化和转变神，消磨远古神话的蒙昧意识，反而保留了远古神话意识那种重情感轻认知、重感悟轻名理的神秘思维特征，并最终凝定成《易经》“象”为代表的文化形态和思维特色。

       《易经》的“象”，实是一个复合的符号系统。它包含数、象、辞三个子系统，其功能是互体互动的。其中“象”居其中，作用最为重要。《易经》就是以“象”为核心，将数、象、辞、占联结为一个整体，因数而定象，观象以系辞，据象而定占和观吉凶。易象经漫长的占卜历史演化，其基本形态已是经过多次归纳整饰过的，它虽不完全脱离具象的特性，却又舍去了一般具象事物的偶然性，具有很大的统摄力，再不能等同原始人那种唯象，以象为工具的思维。易象不再是具象的符号，也不是抽象的语言符号，它实际上是一种介于具象与抽象之间，具有高度象征比拟意义的图式符号。它以—（阴）—（阳）二爻为基本元素，以数的奇偶排列组合来演成八卦、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从而形成不断递升的表意功能，既拟天地自然之象，又喻人文事象，揽天地宇宙，万物人生于易象结构中。易象的这种结构，实蕴含着非常丰富的阴阳二分和系统结构思想，形成其特有象征类比和直觉感悟的思维方式。易象，也如冯友兰先生所说，成了一个空套子，成了宇宙代数学，具有了无所包又无所不包的特质和非常广泛的指涉意义。也正是基于此，易象才可能成为先秦哲学美学思维的重要起点和中心，由此引发出种种关系到“象”的阐释的理论学说，从而深刻影响着中国古代审美意识和范畴概念的演化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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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先秦诸子中，老子哲学对“象”的阐发可谓是最深刻的。老子常被人们视为中国哲学之父，认为他的哲学是“中国宇宙论之创始者”①，这集中表现为他极为简括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生成模式。无可否认，老子以“道”论为根基的宇宙生成模式，包含着鲜明的无神论倾向，可以说是冲破殷周早期文化神学背景束缚的第一个思想体系。但是，老子哲学不是凭空产生的。从现代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老子哲学不能作为中国哲学思维的真正起点，它是较为成熟的哲学思想形态，这种形态应该有更为原始的思维形态存在，它实有可能受到远古神话观念和由这种观念所凝定的《易经》“象”的哲学思维启发。我们虽没有直接论据说明老子与《易经》的关系，但鉴于易象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我们似很难把老子“道”的哲学与《易经》中“象”的思维分开。成中英先生说：“《易经》形成八卦体系时，代表中国哲学思维成为一模式阶段，提供了一个以形象化思维表现出来的宇宙图像”。②这种以阴阳八卦为基础，三爻成经卦，再重卦以象万物的宇宙图像，完全可以演变为老子那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生成模式。易之阴阳爻相抱的卦象组合，实蕴含着关于事物发展、变化和对立统一规律的深刻理解，这也完全有可能影响老子哲学—系列辩证思想和范畴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