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纲纪，男，1933年生于贵州省普定县，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著作有：《艺术哲学》、《美学与哲学》、《中国美学史》（已出第一、二卷）、《周易美学》、《现代西方美学》（主编），论文《实践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等。 问：您刚从德国讲学回来，能否谈谈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中国和西方思想的特征？ 答：我对您提的这个问题很有兴趣，常常在思考它。我感到中国的原始氏族社会大约延续了很长的时期，并且发展到很为完善的程度，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原始氏族社会的观念、风俗仍然大量地保存了下来，人、个体尚未完全割断与自然、群体天然联系的脐带。因此，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充分肯定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必须统一、应当统一和能够统一，两者之间不存在什么难以逾越的鸿沟。这是中国思想的制高点，也是它的伟大的地方。因为它肯定了人、个体只能存在于与自然、群体的协调的联系之中，而不能脱离自然和群体。这种思想在加以改造和发展之后，是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相联接的。但这种思想又存在着为历史所决定的不能忽视的缺陷。第一，它所说的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的统一，是在小农自然经济基础上的统一，因而带有狭隘性、封闭性、停滞性。第二，个体是依附、依赖于群体的，尚未取得对群体的应有的独立性。第三，群体意识还是一种与宗族血缘、地域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尚未产生超血缘、超地域，以法制为基础的公民意识。西方则不同，古希腊时期已经很彻底地清除了氏族血缘观念和地域观念。除奴隶之外，人与人的关系变为以国家的政治法律为基础的公民之间的关系，个体取得了充分的独立性，不再是依附于氏族群体的一员。在原始氏族社会中形成的那种人依赖于自然的观念也被商品生产、科学的发展打破了。如果说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出发点是尚未完全割断与自然、氏族群体天然联系的脐带的人，那么西方思想文化的出发点则是割断了这种脐带而充分独立了的人。这是西方思想文化优于中国的地方。但西方这种以个体为本位的思想又长期陷入了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的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找不到解决这种矛盾冲突的道路，只好诉之于宗教和各种神秘的哲学思辨。到了各种手段都不能解决问题时，于是就只好对一切都加以“解构”，宣称不仅“上帝死了”，“人也死了”。面对这种情况，反观中国自古以来就确信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必须统一、能够统一的思想，我觉得真是伟大，弥足珍贵的。我们今天的课题，就是要消除上述这种思想的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在现代化大生产的基础上重建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的统一。但这又不只是一个生产力发展的问题，还有一个社会制度问题。只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才能重建这种统一，走出西方思想文化的死胡同。我这次到德国，强烈地感受到西方经历了工业革命洗礼和实现了高度现代化的国家与中国这样一个长期是小农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巨大差别，感到我们有许多要努力向西方学习的地方。但另一方面，我也强烈地感受到，中国思想文化自古以来站在不倦的追求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的统一这个制高点上，使中国思想文化有一种西方难以企及的宏伟气魄。这是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论及东方哲学时也指出了的。当然，黑格尔还说东方对“无限”的追求，最后只得到了一个“渺茫的无限”。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存在着我在上面所说的历史局限性的缘故。一旦这个局限性被克服，“无限”就决不会再是“渺茫的”。 问：儒家哲学强调整体利益，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群体本位主义，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个体本位主义。现在中国提倡商品经济，建立在个体本位基础上的契约观、平等交换、合作互利的思想必然会悄然兴起，而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一般都认为是一种群体的价值观，这两种价值观显然有矛盾，如何才能统一呢？ 答：我对于说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是一种群体的价值观这种看法，一向持怀疑和保留态度。依据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群体与个体的关系的论述，他们已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克服和解决了个体与群体的抽象对立。我认为社会主义的文化价值观，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个体与群体协调发展、彼此一致的价值观。一方面，群体的发展是与个体的发展相一致的；另一方面，个体的发展又成为群体发展的动力与条件，最终实现《共产党宣言》所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共产主义理想。由此可见，认为马克思主义深受黑格尔主义影响，因而只讲群体，否定个体（其实黑格尔也没有在根本上否定个体），这是不对的。另外，看到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群体、社会，因而把马克思主义混同于中国儒家的群体本位主义，也是不对的。但我们又要看到，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个体与群体高度协调发展的实现，需要经历一个漫长艰难的历史过程。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只有通过一个以个人为牺牲的历史过程才能获得”（《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第121页）。这看起来很残酷，没有读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美丽词句那么舒服，但历史的事实就是如此，无法改变。我们只要想一想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了争取中国的独立与富强曾经牺牲了多少人，就可知马克思所言不虚。由于付出了这许多牺牲，今天在我们的国家中，可以说在根本上已进入马克思所说群体的发展与个体的发展相一致的历史时代了。但我们的生产力的发展还是落后的，仍然需要提倡艰苦奋斗与奉献精神。这与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个体与群体的协调发展并不矛盾，而是完全一致的。当前，中国实行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来前所未见最为深刻的变化。它一举从根本上克服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一个重大缺陷，即个体尚未取得对群体的独立性，从而使个体取得了独立自由地发展自身的可能，并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大生产基础上重建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的统一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市场经济使个体取得了独立，于是历史就立即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问题：这个个体究竟是走向西方的个体本位主义呢，还是走向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个体与群体的协调一致的发展？围绕这一重大问题，中国思想文化界必然会产生种种不同的看法与争论。原来长期生活在小农自然经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人被投入市场经济的环境后，一切肯定个体对群体应有的独立性的观念的兴起，如你所说的契约观、平等交换、合作互利的思想的兴起，都有重要的进步意义。我深感在几千年来中国的思想文化中，个体对群体的依赖观念是太深了，个体的独立意识是太弱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必要借鉴、学习西方个体本位主义中所包含的一切合理的东西，打破儒家思想中那些固守个体对群体的依附性，漠视以致否定个体的独立性的观念。但与此同时，又必须防止因强调个体的独立性的建立而走向漠视、否定群体的个体本位主义，导致极端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泛滥，或走向类似于后现代主义的虚无主义。在这方面，儒家思想重视群体和谐，推崇个体为群体而献身的崇高道德精神，又是我们应当批判继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