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了中国当代美学的困境之后①，美学的重建依然是一个难题——甚至显得越发艰难了。这使我们意识到批评比建构似乎容易得多。 然而，批评的目的毕竟是为了建构。因此，我们仍将在艰难中前行。 美学的重建应该从中国当代美学的局限性开始，换言之，中国当代美学的局限性就是美学重建的逻辑起点。 一 中国当代美学的局限性，在于把实践活动与审美活动简单地等同起来，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它的思路是理性主义的。②因此，对于理性主义的拒绝，使得美学的重建有了令人信服的合法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以非理性取消理性，而只是意味着拓展美学的指导原则，实现美学研究中心的转移，从而做到真正作为美学家来说话，说美学自己的话。 这里的拓展美学的指导原则，是说美学应该把实践活动原则扩展为人类生命活动原则。至于实现美学研究中心的转移，则是说美学应该从实践活动与审美活动的差异性入手，以人类的以实践活动为基础同时又超越于实践活动的超越性生命活动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 实践原则，体现着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基本精神，也是他所带来的哲学变革的根本指向。然而，它本身同时又是一个期待着阐释的原则。在一定时期内，人们把它理解为唯一原则，认为一切问题都可以直接从中得到说明。然而，现在看来，这种“理解”也许仍只是一种关于实践原则的阐释系统而已③。在我看来，实践原则并非唯一原则，而只是根本原则。人类的生命活动确实以实践活动为基础，但却毕竟不是“唯”实践活动。因此，我们应该把目光拓展到以实践活动为主要组成内容的人类生命活动上面来，从实践活动原则转向人类生命活动原则，而这就意味着：美学要在人类生命活动的地基上重新构筑自身。 我这样讲，理由在《实践美学的本体论之误》中就已经略有提及。这就是：实践活动原则虽然在结束传统哲学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却毕竟仍然只是一个抽象的原则，只有以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人类生命活动原则才可以把它展开为一个具体的原则。 且看实践活动原则在结束传统哲学方面是怎样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的。 就西方传统哲学而言，众所周知，从古代迄近代，虽然存在着对于“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以及“能否或怎样认识世界的本原”的差异，从表面看，有所不同，但事实上，它们只是或者抓住了人类生命活动的物质方面④，或者抓住了人类生命活动的精神方面，就其根本而言，却又都是从抽象性的角度出发建立自己的体系，抽象性，是其根本的特征。 人类的思辨历程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最初，无疑是开始于一种抽象的理解，或者是抽象的外在性：这意味着奉行实体性原则，总是抓住世界的某一方面，固执地认定它就是一般的东西。在人类从自然之中抽身而出的古代社会，这样刻意强调人同自然的区分，固然是一大进步——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希腊哲学家泰勒斯声称“水是万物的本原”，为什么在西方哲学史中总是被认定为哲学史的开端，并且享有极高的地位，它意味着西方人真正地走出了自然，开始把人与自然第一次加以严格区分，开始以自然为自然，不再以拟人的方式来对待自然——但却毕竟只是一种抽象的自然，而且无法达到内在世界。或者是抽象的内在性：这意味着奉行主体性原则，总是抓住主体的某一方面，或者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某一特征，如理性、感性、意志、符号、本能，等等；或者是人的活动的某一方面，如工具制造、自然活动、政治活动、文化行为……等等。固然，这在强调人同内在自然的区分上是十分可贵的，通过这一强调，人才不但高于自然，而且高于肉体，精神独立了，灵魂也独立了。“目的”从自然手中回到了人的手中，古代的那种人虽然从自然中独立出来，但却仍旧被包裹在“存在”范畴之中的情况，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通过思维与存在的对立，人的主体性得到了充分的强调。诸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可以看作这种强调的一个标志。唯理论与经验论则是对于主体性的两个方面的强调，而康德进而把认识理性与实践理性作了明确划分，从而成功地高扬了人类的主体能动性。但却毕竟仍是一种抽象的主体。后康德哲学则开始尝试从抽象的外在性与抽象的内在性的对立走向一种具体性，以达到对于人类自身的一种具体把握黑格尔把历史主义引进到纯粹理性，以对抗非历史性，提出了所谓思想客体，费尔巴哈则引进人的感性的丰富性以对抗理性主义对人的抽象，提出所谓感性客体，但他们所代表的仍旧是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的抽象性。⑤现代哲学也不例外，或者划定理性的界限，或者转而关心非理性的方面，借助于对这些方面的夸大，起到了一种对于人类自身的一种具体把握的追求的补充效应，但也仅此而已，也只是抓住了非基础性的方面。正如施太格缪勒说的：存在哲学和存在主义的“本体论都企图通过向前推进到更深的存在领域的办法来克服精神和本能之间的对立。”⑥而且，在其中心灵与世界的抽象对立始终存在，虽然不再简单地归于一方了。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活动原则则正是上述抽象对立的真正解决。⑦最终解除外在性与内在性的抽象对立而达到一种具体性，达到一种对于人类自身的具体的把握的，正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在实践活动中，不再用一种抽象性取代另一种抽象性，抽象的客体与抽象的主体真正统一起来了，抽象的物质与抽象的精神也真正统一起来了，转而成为实践活动的两种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不消灭哲学，就不能‘使哲学变成现实’”。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