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随着中国近代文学艺术开始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有关中国近代文艺批评、文艺思潮、美学思想史的论著相继问世。这些论著或着眼于文艺批评史的梳理，或侧重于美学思想的评述，于各自的领域多有建树。华南师范大学陈永标教授的《中国近代文艺美学论稿》（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以下简称《论稿》）则以独到的眼光、新颖的见解将近代文艺理论批评的研究和近代美学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系统地总结了中国近代文艺美学的特征及其内涵，正如洪柏昭教授在该书序言中所说：“大大开拓了文艺美学研究的视野，提高了近代文艺美学的地位。” 陈永标教授早年攻读研究生时，就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习和研究，工作后除担任中国古代文论的教学外，还长期担任文艺理论的教学研究工作。后因编写国家教委文科“七五”规划教材《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和《中国近代文学作品选》的需要，遂加盟近代文学研究室。由于他贯通中国古代文论、古代文艺美学和西方近代文艺理论，因此在中国近代文艺美学领域的研究硕果累累。收录在这本专题论文集中的论文，大多在有关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而汇编成集后，看似相互独立但又互有联系，从多层次、多方位地展示出中国近代文艺美学的整体风貌和发展脉络，较好地体现出宏观与微观相渗透、总体与部分兼顾的研究风格。 一是史、论、评的有机统一。“史、论、评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最早是作者对吴梅《中国戏曲概论》的研究艺术所作的精当概括。通过对吴梅这样一位封建社会末期文艺美学之集大成者的深入研究，引发了作者自觉地将“史、论、评相结合的方法“融汇贯通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创作之中。举凡《论稿》中的大多数篇章和《论稿》的整体框架，无不体现出史论结合、探寻规律的显著特色。《论稿》基本上由三大部分组成。对于中国近代文艺美学发展、演变的整体性研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基于对中国近代文艺美学的发展线索及特点在总体上有一个富有远见卓识的深切把握，《论稿》的开篇之作《中国近代文艺美学的发展及其基本特征》在近代文化的背景上揭示出近代文艺美学的五大特征：一是主变、求新、求用，强调文艺创作的主体意识和民族民主精神；二是强烈的时代意识和社会政治倾向性；三是中西文化的撞击和融合，扩展了文艺批评的视野，促进了文艺审美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演变；四是吸取西方哲学和理性的思辨方法，促进了近代文艺整体性、思辨性和多元化的理论批评方式的发展；五是多学科的相互渗透和中西文学比较方法的广泛运用。这一提纲挈领的总体性论述，诚如洪柏昭教授在序言中所评价的那样，“是对近代文艺美学相当精辟的理性认识”。这一部分的其他篇章也以史证论，以论带评，落笔于中国近代文艺美学发展史上最具光彩、最有文化底蕴、也是最值得探讨的课题，如近代文学审美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演变，中西文化交融与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20世纪初中国小说观念及理论批评的发展，近代戏剧的民族精神等等。植根于史料之中、折射在文化背景之上的微观而具体的研究，往往构建出宏观的、规律性的评议和结论，从整体上体现出史、论、评的完美结合。 《论稿》的第二部分是近代文艺美学史上主要代表人物的文艺美学思想的评析。对刘熙载、吴趼人、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早期）鲁迅等代表人物的个体理论主张，《论稿》都作了深入精辟的分析、评述，并提出了一些富有启迪性的创见。比如对于刘熙载的文艺审美观，以往的研究者已有较多、较深的论述，《论稿》独辟蹊径，充分发挥“史、论、评结合”的优长，肯定刘熙载“以儒家人本主义思想为中心，以求真求是为本体，从艺术生成论、价值论，以及艺术风格论、鉴赏论等的相互联系中，通过举此概彼、举少概多的描述，全面把握和深化了我国古典美学传统”。同时，也客观地指出，“由于刘熙载生活和思想的局限，而且主要是以学者身份评艺论文，他多侧重于对传统艺术经验的总结、继承和引发，注重承传与比较、感悟与体味，其艺术审美观仍缺乏开放意识。”这些持平之论，道人所未道，无不令人信服。对部分作家作品的审美特征的论述，则是《论稿》的另一构成部分。这一部分虽编排于全书的殿后位置，但也不乏真知灼见。 综观全书，“史论结合，探寻规律”贯串始终，使得作者对中国近代文艺美学的研究呈现出立体化、多层次、多侧面的崭新姿态。全书因此既具有形象性，更富有思辨性，而理论色彩浓郁则是总的倾向，读者从中可获得更多更深的教益。大致而言，“史、论、评的结合”可以概括为：通观全局，尽可能全面地占有史料，以中国近代文化为背景，注重从史（料）与（理）论的相互联系中概括出文艺美学演变的轨迹，对文艺美学历史的流变和文艺美学现象加以惬当的评论，揭示出近代文艺美学的特质和规律。 评价近代作家、作品客观公允、实事求是，这是《论稿》所体现的第二个显著特色。近代中国社会处在一个内忧外患接连不断、豆剖瓜分迫在眉睫的特定历史时期，进步的知识分子较之以往的有志之士更为深切地感受到封建社会政治的窳败、国家民族的危亡，因而也更为自觉、强烈地高扬文艺救亡图存、唤醒民众的社会政治功能。滚滚时代洪流的裹挟下，近代的许多作家、作品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不加分析地接收西方文化；过分夸大文学的社会政治功用；重政治说教、轻艺术规律的倾向等。《论稿》的作者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评价作家作品时，本着一分为二、客观公允的分析原则，给予实事求是、恰如其份的阐述、评价。比如作者在论述中国近代小说理论时指出：“这些小说评论，或者就小说审美创作和社会生活的关系，或者就小说的社会功能和美感特征，或者就小说审美创作中的形象思维和虚实互用原则，或者就中西小说之比较，以及历史小说创作等问题，都作过比较广泛的探讨和论述，深刻揭示了小说艺术的一些审美创作特点。打破了评点式的评论方式，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特色。但近代小说美学，同样存在过分夸大小说的功能而对小说的艺术规律重视不够等缺点，在艺术理论和思维方法上，也存在着一些片面性和形而上学的倾向”。（《论稿》第7页）又如在论述鲁迅早期的文艺美学观时，既充分肯定青年鲁迅自觉地将中国文学革新的实际与介绍外国进步文化思想相结合，把中国近代文学理论批评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历史功绩，又指出由于受到时代和自身世界观的限制，鲁迅早期的文艺思想也接受了尼采、叔本华超人主义思想的影响。像这样充分尊重历史事实、不尚空谈、言之有据的持平之论，在《论稿》中时时可见，充分体现出作者严谨治学的一贯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