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作为“五四”时代最重要的文学家，他的美学思想值得探讨。本文介绍了周作人所受的传统文学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选择接受西方美学，构成以蔼理斯学说为主的美学体系，形成自由表现自我、追求和谐自然、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调和统一的美学特征。但是，在周作人美学思想中又有一对基本矛盾，即“审美的功利性”与“审美的超功利”。他一生思想多变，其美学思想却一直在这对矛盾中徘徊。周作人的这一矛盾也具有文化意义。 周作人一生的主要成就，是在文学上；而在文学上的主要贡献，则是在文学理论和批评上。在“五四”一代的新文学家中，周作人可以算是最重要的美学家，对他的美学思想，当然有系统研究的必要。 一、美学思想的来源 对于周作人来说，他最有价值的思想无疑是接受外来影响的结果，因此我们在分析他的美学思想形成时，似乎只要分析他所接受的外来影响就行了；其实不然，周作人同时代的许多人都接触过外来影响，为什么周作人会与其他人走上不同的道路，这是由主体决定的，决定于周作人继承的中国文化传统。鲁迅说的“拿来主义”只是理想，毕竟不是什么东西人人都能“拿来”，就象力气小的人拿不了重东西一样，聋子不会选择拿激光唱机，瞎子不会选择拿电视机。接受外来影响固然要有客观的机缘，主要还是靠主体的选择。所以我们在分析周作人接受的外来影响之前，有必要先看一看他在接受外来影响之前继承的中国文化传统。 周作人童年时，与当时一般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儿童不同，他的祖父虽然是位翰林，却喜欢读小说，谈小说，“平常不禁止小孩去看小说，而且有点奖励，以为这很能使人思路通顺，是读书入门的最好方法”。因此周作人学习语文是“由《儒林外史》、《西游记》等渐至《三国演义》，转到《聊斋志异》，这从白话转到文言的径路”。在中国传统文学体裁中，小说是受封建正统文学观念束缚最少的一种，也是与西方近代文学观念最为接近的一种，所以王国维在介绍叔本华的文学哲学观念时，就以《红楼梦》为例加以解剖。周作人从小说入手的读书作文门径，帮助他以后了解领会西方近代文学观念，也帮助他形成“反叛型”的文化性格。 除了小说，周作人最喜欢的是晚明“性灵派”小品文。他喜欢晚明文人的做人态度，那种张扬的个性，直率的性格。他觉得“明朝人即使别无足取，他们的狂至少总是值得佩服的，这一种狂到现今就一点儿都不存留了”。他更喜欢晚明文人作文的态度，他们敢于抒发自己的感情，不肯作奉命应景的文字。他后来把晚明“性灵派”文学主张，作为中国新文学之源，刻意以“表现自己的情感”作为“五四”新文学应有的发展方向。这就显示了他阅读晚明小品文的影响，这种影响决定了他以后在审美观念上能够欣赏西方美学的审美“超功利”原则。 在明末清初的文学家中，给周作人影响最大的，是金圣叹。这位当时著名的“狂士”最后以“哭庙案”被清廷斩首。他以批评小说戏曲著名，在中国古代，完全将小说戏曲作为文学来批评，并且批评得最为成功的首推金圣叹。周作人发现：“在圣叹眼中六经与戏文小说原无差别，不过他不注重转移世界的问题而以文章秘妙为主，这一点是他们的不同而已。”金圣叹不以“治国平天下”标准衡量文学，而完全以审美作为价值标准衡量一切文学作品的做法给周作人留下极深的印象。金圣叹是主张享受现实人生的，他对人生常常采取一种幽默的审美的态度，所以他对恪守礼教的儒生，常常加以讽刺，在批《西厢》、《水浒》时，“常拉出秀才来做呆鸟的代表”。甚至在被斩首时居然还能说出“杀头，至奇也，圣叹以无意得之，大奇”。颇有点黑色幽默的色彩。周作人后来总结他早年受到的影响，将金圣叹与梁启超作为中国文化中对他影响最大的。甚至连金圣叹主张“留得三四癞疮，时呼热汤关门澡之，亦是不亦快哉之一”的审美生活态度，也屡屡为周作人所称道。正是这种态度，导致周作人欣赏古希腊人的人生态度。 梁启超的影响则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另一方面。周作人求学之际，正是甲午战败之后，群起救国之际。当时社会上影响最大的便是梁启超，鲁迅曾经常寄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给周作人看。梁启超提倡“新小说”，将小说归于“文学之最上乘”的主张与周作人一拍即合，他也很快接受了梁启超以小说改造“群治”，改变“国民性”的功利主义设想。周作人最早翻译的外国小说是《一千零一夜》中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易名为《侠女奴》，他在卷首说明的翻译动机中，显然可以看到梁启超的影响。周作人在谈鲁迅时也提到，梁启超这时给他们的影响很大。周氏兄弟在日本拟议创办文学刊物《新生》，也是受到梁启超创办《新小说》的影响。 梁启超的文学主张与金圣叹是矛盾的，这种矛盾也构成了周作人文学主张美学思想的矛盾。周作人后来试图摆脱梁启超的影响，否定美学的功利主义，但是到后来又退回到肯定功利主义，都显示了这种矛盾。 早期周作人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实际上决定了他后来对外国文学美学的取舍，决定了他对中西文学的融合，事实上，一个人往往只能在自己现有的格局基础上选择接受外来影响。所以周作人在接受梁启超影响之后，在文学思想上，便接受了法国作家雨果在《悲惨世界》中表达的主张，并且模仿《悲惨世界》创作了小说《孤儿记》，在自序中提出：“颛蒙贫困不绝迹于世，则此种书一日不可废。”他是因为认同梁启超的文学主张，意识到“小说关系于社会者最大”，所以标榜“是记之作，有益于人心与否，所不敢知；而无有损害，则断可以自信。”只是周作人还受到晚明小品与金圣叹等人的思想影响，更重视个人情感的抒发，因此他“为此书，不过驱于一时之情，初无覃识洪思磅薄胸次，或有不平于人间，因讬事稗官以抒吾愤”。雨果虽然也主张以小说“干预现实”，但却从未将小说作为改造政治的工具。周作人在梁启超与金圣叹之间保持张力的结果，使他选择了雨果。八册英文的《雨果选集》是周作人极爱读的书，从南京一直带到日本。它使周作人开始接触真正的西方近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