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原始人零散杂乱的审美心态来说，感性和理性在古代人性结构中所形成的抑制性关联或收敛性结合，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主客融合的审美方式，安恬适度的审美趣味，和谐统一的审美理想等等，古代审美意识的这些方面，对于古代人在自然和社会中寻求其适当的位置，对于他们保持那可以带来慰藉和稳定的心理平衡，都具有积极的意义。面对着可以不断开发的广阔的外部世界和内在生活，古代审美意识是封闭而狭小的，当古代人的主体水平还保持在与客观世界的自发统一之上的时候，当他还必须依赖这种统一的关系求得其生存和发展的时候，封闭而狭小的审美意识更多地表现出了它的合理性的一面，而那个向往着和谐统一的审美理想，也更多地表现出它的生命活力的一面。然而这种情况在古代审美意识历史演变的后期阶段却出现了变化，人性结构的主体化导致了古代人性结构的松动和古代审美意识的解体，审美的混乱状态随之出现，借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术语，我们称之为审美的增熵现象。 一、理性抑制对感性动力的失控 1.理性的僵固与感性的枯竭 古代人性结构自其形成之时就是建立在理性对感性的抑制性关联之上的。理性对感性的抑制作用，表现为对感性的分割和肢解，即被分离为生物本能和模式情感两个端点。在古代审美意识形成发展的初期阶段，理性对感性的抑制性关联尽管已经形成，但它对感性的分割肢解还只是开始，也就是说，尽管处在被分割肢解状态中的感性是逐渐趋向于弱化和萎缩的，但它作为整体所蕴涵的生命活力和能量，仍然可以注入古代人性结构，而理性作为抑制的力量尽管是趋向于抽象和僵化的，但当它在尚未完成对感性的分割的情况下，或者说在尚未完全凌驾于感性之上的情况下，它也具有某种适应感性变化的宽泛性和模糊性，古代人性结构因此而具有一定的弹性和扩张力。理性分割肢解感性这一过程的完成，同时也就是古代人性结构衰退过程的开始。这时，模式化的情感已完全脱离了感性的整体，真实的生命体验和生动的感性活力被当作生物本能而排除在人性结构之外，这样，残存在人性结构中的感性躯壳便处在无根的萎缩状态。与此相适应，那个曾经支撑了古代人的主体性，曾经对古代人性结构产生了稳定作用的实体化的理性，也成为一种僵固的存在，它不再具有那种与宇宙自然同在的神性，而成为与那无生命的感性躯壳相依存的强制性规范和虚伪的信条。感性与理性的这种关系，实际上已经走到了人性的反面，成为一种损害和束缚人性正常发展的桎梏。进入后期演变的古代审美意识和进入衰落时期的古代审美理想，就是建筑在这种敌视和扭曲人性的“人性结构”之上的。 感性与理性结构关系与真实人性的背离，在审美理想上则是和谐美追求与真实人生的背离。在古代审美意识演变的后期阶段上，和谐美理想失去了它曾经带给古代人的稳定感以及适度适中的自由感，对于审美意识的发展，它已经成为一种滞后的制动的力量。与其形成发展时期的社会生活相比，古代审美理想在后期阶段上所面对的现实人生要广阔得多，而与形成发展时期所蕴涵的生命活力相比，古代审美理想在后期阶段上却更多的是排拒吸纳的封闭性。一方面是越来越拓展的主体内外世界，另一方面是越来越僵固的审美理想，两者之间的反差是巨大的。然而，古代审美理想的滞后性不仅仅表现在它丧失了适应历史变动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它还发挥着相反的作用。古代审美理想限制审美感受与真实的生活流变的联系，它以固定的尺度规划审美活动的范围，以僵化的惰性拉开审美体验与生活的距离，凡是它所规划的范围不能容纳的人生现象，都被看作是低下卑污的，凡是那些逼近生活真实的审美感受，都被认为是邪恶变态的。它仍是一片光明，但这光明让人感到窒息，它还是那么高贵，但这高贵却让人感到虚伪；它设立的境界仍然是那样空灵，但同时又是那样的贫乏，它仍具有君临万物的尊严，但同时又是那样的虚弱。这是一个以牺牲审美感受的活力为代价而建立其合法性的审美理想，一个以夷平审美感受的多样性以换取其平衡，以丑恶诽谤人生从而换取纯美的审美理想。古代审美理想的衰落同时就是对人生的疏远，而对人生的疏远就表明了它的历史过程的终结。它的确还有力量来窒息和抑制鲜活的审美感受，但它也在这种负面作用中瓦解。一个新的审美理想，一个与跃动的审美感受共生共存的审美理想，就在这衰落的母体中萌动并将取而代之。显然，现实人生不可能因为古代审美理想与之甚不相合而消失，审美感受不可能因为受到抑制而终止，而鲜活的人性也不可能因为古代结构的僵化而死灭，相反，强有力的方面是现实人生，是个体美感，是自由人性。它们与古代人性结构和审美理想的关系，更多地不是被挤压的规整和被窒息的软弱，而是强烈的抗争、野性的突围和奔涌的超逸；从古代人性结构被毁弃的角度看，我们称之为理性抑制对感性动力的失控。 2.伦理规范对感性意欲的失控 从伦理学的意义上讲，所谓理性对感性的失控，即抽象的伦理教条无力约束情感的扩张。在僵固的古代人性结构中，伦理理性已失去了它调教感性意欲的能力，而感性意欲也失去了它就范于理性调教的驯服。与抽象的伦理理性相对应的，是僵死的感性躯壳，而不是鲜活的感性生命，作为情感冲动，感性随着理性的失控迸发出来，并首先表现为原始能量的释放。在古代人性结构还有能力抑制感性的情况下，感性这一端被当作生物本能受到挤压，而当理性失去这种能力的时候，感性的这一端也只能以生物本能的形式表现出来。沉重的理性曾经使感性驯服温良，而现在，被压抑了数千年的感性从黑暗的底层空前强烈地爆发了。在奔突的感性动力面前，理性的约束不仅失去了往昔的威慑力，而且显得滑稽可笑。感性意欲的突围，其原始能量的释放，这一切使古代人性结构的有序状态无序化了：骚动取代了平衡，浑浊取代了清晰，扩散取代了收敛，狂乱取代了常态。痛心疾首地指责这些现象，气急败坏地贬抑这些现象，对那僵化的人性状态满怀留恋，对那强制的规范大加颂扬等等，这都无助于这些混乱现象的消除，只能表明其顽固的古代立场。当然，我们并非无条件地肯定原始能量的破坏性。在毁弃古代人性结构的意义上，我们充分肯定它那蓬勃的生命活力和冲决牢笼羁绊的野性冲动；在人性结构转化的意义上，我们正视和理解这些现象的不可避免性。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如果仅仅是单纯片面地肯定这些现象，那么这种态度与上面那种古代立场就沟通了。因为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在把感性当作生物性这一根本点上，两者是一致的；因而无论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在感性的非主体上，在古代的界限之内两者是共同的。人只要不倒退到动物，感性就只能是人的感性，也就是说感性必须结合着理性。感性在古代人性结构中的状态实际上反映了古代人要求从动物中提升出来的愿望，关键在于，为了求得人与兽的区别，理性是以抑制的方式对待感性的，因而为了求得人与神的区别，感性也只能以排斥的方式对待理性。抑制与排斥在古代人性结构中相反而相成，不过是抑制的方面居优势罢了。因此，感性的扩张如果不能逐渐与理性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那么它最后只能又一次退回到原有的结构关系中。或者说，感性对理性的绝对排斥，最终只能以理性对感性的绝对抑制而告终；完全的生物性的裸露和放纵，其结果只能是自我否定的，或者说它客观上要求理性的介入和整饬。在古代人性结构松动瓦解，主体化人性结构尚未形成的初建时期或过渡阶段，感性的放纵和人性的混乱不可避免，但是这种状态决不是感性变动的目的。如果这种状态是值得肯定的，那么它就必须同时包含着更高的指向，即受到回归主体的理性的指导。我们说，感性意欲的扩张既显示了原始能量的释放，也显示了主体理性的作用和价值。正是因为有后一方面的存在，原始能量的释放才超出了只能重归古代人性结构的循环，才有可能在毁坏古代人性结构的同时转入对主体人性结构的建设，才能作为新感性的有机成分出现在人的真实而完整的存在中。这样看来，理性的力量同时就是感性自身的力量。在主体化人性结构中，感性不是以枯竭为代价顺从理性，也不是以还原本能为代价排斥理性，相反，它以扩张的方式展现理性，以跃动的形态吸纳理性，在主体理性的引导下，感性以奔发的方式创造着人性的新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