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认为，中西文化的本源性区别在于一为“天人合一”，一为“主客二分”。由此引发出中西文化一大差异，即：西方文化既重科学，又重宗教，以肯定方式达成了二者的奇特联姻；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既淡科学，又淡宗教，以否定方式完成了二者的奇特联姻。本文重点分析了这一差异在中西审美文化中的具体表现和主要特点。
近几年，张世英教授通过一系列论文，提出并论证了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之区别。学界虽对此说存有不同意见，有的甚至从政治上予以批评，但我以为，此说基本上是可以成立的，至少可以成为一家之言。因为中西文化的一系列重要区别，确实可以由此本原性差异而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尤其在中西审美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此说更显出其阐释的合理性与有效性。本文拟从此说出发，就中西文化、特别是审美文化对科学和宗教的不同态度作一初步的比较研究，探讨一下其中的特点与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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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统文化以天人相分、主客二分为根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为人作为认识和实践主体，处在自然、世界之外、之对面去观察、思考、研究它，并进而改造、征服它，就是说，把自然作为客观外在之实体、作为与人的思想、精神相对立的对象来对待、处置的。这样一种主客二分的根本关系，必然导致西方文化重视对自然的研究，造成自然科学的发达和自然科学精神的高扬。
众所周知，欧洲文化起源于古希腊，而希腊文化可以说是自然科学之母。如中期的米利都学派的哲学基本上是自然哲学，是对外在自然的总体把握与思考，它寻找万物之本原，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水和气；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更趋数学化，认为外在世界背后的本原是数，数是万物之“道”；赫拉克科特则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一团不断转化的火；等等，这些都是把世界作为与主体对立的对象，进行思考和研究得出的结论，其思考的焦点不约而同都指向人以外的自然的本源，其结论都与自然科学密切相关，或者说，本身就是一种自然科学的假说。到了近代，笛卡尔、培根等哲学家都是从自然科学入手展开哲学探讨，都是把自然科学上升到哲学理论高度。特别是理性派哲学试图通过科学研究揭示自然界背后的数理秩序，建立起一个符合数学或物理学规则的宇宙或世界图景。经验派虽然更多关注人（主体）自身的感觉经验，强调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但是承认主客二分仍是其哲学前提，且其目的仍在于对自然科学的成果加以总结和概括。西方文化中不乏人本主义传统，抬高人在世界万物中的主宰地位的思想也古已有之，但其前提还是“主客二分”，如有关“人”的定义，从古希腊“人是会说话的动物起”，到后来“人是理性的动物”，乃至当代“人是符号的动物”等等，都是以人与自然界相对立的关系为前提，从人对自然的认识能力和掌握方式的角度来概括、规定人的本质的，这些定义背后，始终活跃着自然科学的精神。
但是，西方文化中还有一股看似与自然科学精神正相反对的潮流，这就是重宗教的传统。西方的宗教发展得很早，人们的宗教意识也十分强烈。古希腊就有人格化的多神教；继而是一神教，在希腊化时期得到哲学上的论证（“犹太哲学”）；公元一世纪，基督教从犹太教中分离、独立出来，逐渐成为西方影响最大的宗教；在中世纪，基督教与许多欧洲国家的政权紧密结合，形成所谓“政教合一”的权力体系，宗教（教皇）的地位甚至高于世俗政权（国王）的地位。可以说，在西方，宗教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与此相应，宗教神学观念在西方也渊远流长。早在古希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专门有一种“关于神的学问”，即“神学”(theologia),而荷马和赫西奥德等诗人因为写到了希腊诸神及其谱系。因而被人们称为“神学家”；亚里士多德并把神学看作是第一哲学的独立学科。后古犹太哲学家斐洛提出神是超越的，人只能以否定的语句来讲神，而不能说“神是……”等等，这是明确把神与人划分为两界。基督教神学主要论述上帝的存在、本体、本性及其与世界、人类的关系，其理论核心也是把神界与人间分成两个截然对立的世界。
这样一种宗教传统和神学观念，表面上与追求认识世界本质和自然真理的自然科学精神截然相反，但是，在西方文化中，重科学与重宗教这两种相反的倾向从一开始就如孪生子般同时存在，并行不悖，却是一个确凿的客观事实；而且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这两种对立倾向几乎是同步、同样程度地发展着，并不是一般想象的此长彼消关系。这一文化史上的奇特现象，我姑且称之为“宗教与科学精神的奇特联姻”。譬如，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既是一种以“数”为核心的数学哲学，又有极浓的宗教神秘色彩；近代科学中“自然律”观念也源于古希腊宗教神学中的命运观；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科学思想，实际上同中世纪宗教训练中强调的仰慕天国的情感有内在联系，是那种企图把人间建为天国的动机在科学领域的体现；笛卡尔、莱布尼茨、牛顿等科学家、哲学家都没有否定上帝的存在，康德提出了星云说的大胆科学假设，同时也在论证人的认识能力时给上帝与信仰留下地盘。可见，宗教与科学精神在西方文化中并非处处对立，相反，常常出现一种互容、互渗、互补的情况。因此，有些学者用宗教与科学精神的结合来概括西方文化精神的内核，是不无道理的，虽然未必很全面、准确。
科学与宗教精神之间的这种奇特联姻，之所以出现在西方文化中，根本原因还在于其主客二分的基本模式。从主客二分出发，把人与世界截然对立起来，把人与世界的关系集中于单一的认识、改造关系上；在认识论上一把世界看成完全外在于人的客体，二把世界分为现象界与本体界两个绝然割裂、对立的世界。这一方面固然为自然科学与科学精神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实际上也为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现世与来世的分割提供了根据，因为这种分割是可以从现象与本体两界的划分中直接推导出来的。而宗教思想与神学观念正是建立在这种两个世界的分割的基础上的，因为任何宗教都以笃信并崇奉超自然的神灵为本质特征，都要虚构上帝、神、天国、来世等超验世界，这就必须把经验、现实的此岸世界与超验、超现实的彼岸世界的绝对划分作为基本前提。由此可见，西方的科学与宗教精神表面上绝然对立（当然确有部分对立），实际上究其根本，却又有相通之处，关键在于它们“本是同根生”、是“主客二分”之根上长出的两个不同颜色的果子。“主客二分”一方面促进了对客体的观察和研究，从而促进了科学认识的发展；另一方面，它也对此岸、彼岸两个世界的划分起了决定作用，从而有助于宗教精神的萌生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