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美学的比较研究深入到美学陈述即美学语言的层次，可挖掘出不同文化圈在审美观念上的最根本的区别，可揭示出往往被忽视的隐伏的差异性。美学陈述是由命题组成的，命题又可分解为专名、概念等等。在概念这个层级上，本文对美、丑、崇高、滑稽四个基本的审美概念进行了对比，表明由于历史文化和语源的不同，即使对于同一美学概念的理解，中西两大文化圈也存在着不应忽视的差异，经转译之后，会失去或增加某些意义成分，发生无法避免的变异。在命题层次上，文中讨论了审美条件层的描述句、审美判断层的判断句、美学原理层的理论句的不同性质，考察了对美学基本问题的提法、美学命题是否具有还原性、美学语句“跨界”之后的情形等。 一 比较美学已为人们所熟悉，本文也属比较美学，但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比较美学，而是从语言批判的角度对中西美学陈述的比较研究，套用元逻辑、元语言、元数学的构词方式，可以称之为美学的元比较(metacomparation of acsthetics)或元美学的比较(comparation of metaaesthctics)。所谓中西美学陈述，即中国美学语言和西方美学语言。后者限定在印欧语系，本文将以英、德、俄三种语言为代表，有时也涉及它们的共同祖先希腊语和拉丁语。 一般的比较美学研究的是不同文化圈之间在审美观念和美学思想方面的异同。目前几乎已成定论的“西方重再现，中国重表现；西方重形似，中国重神似”等就是这类比较研究的结果。美学的元比较虽然最终也是为了解决美学的根本问题，但在方法论上却主要是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来考察中西两种语言在美学表述上的异同，并从中引出具有理论意义的结论。一般的比较美学侧重于不同的美学思想的比较，而语言批判式的比较美学的对象则是不同语言对同一美学概念和理论内容的不同的符号表达，着重考察完全相同的概念、命题，由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之后，其实际内涵以及人们对它们的理解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致力于沟通中西美学思想的学者，正如致力于为本民族介绍域外文学作品的翻译家一样，常常要“为同一种内容或意义”寻找“两种说话方式”①，而美学的元比较则要从“不同的说话方式”中挖掘出潜伏于语句深层的不同的“内容或意义”及其心理效应，尽管这“不同的说话方式”本来是刻意要表达同一“内容或意义”的。这种比较操作起来不大容易，正如当代分析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布洛克所说，“看起来，要想弄清楚，为什么某种独特的表达总含着某种独特的含义，的确是困难的，而弄懂某种特定的语言形式的内在意义就更难了”②。 众所周知，中国和西方各有独立的文化渊源，处在完全不同的文化圈中，因而形成了不同的观察世界的方式和思维定势。东西方的这种差异，自然要反映在语言上。正如当代语言哲学家所常说的那样，一种语言就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反映着一种文化，体现着一种对世界的独特的理解。西方用的是拼音文字，这种文字只代表声音，没有形象直观性，字母以及字母所构成的词、句与外在对象毫无直接关联，全靠社会性的约定俗成来维系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看，解读西文的心理转换过程大约是如下情形：文字符号—声音—概念—图式—指称—含义—命题意义。在这一心理操作过程中，在符号—声音—概念环节上，完全没有形象的直观，意识中呈现出来的外物的影象，全系由声音呼唤出来，声音关联着概念，由概念联想到图式，图式指向指称的对象。与此不同，中国的文字不仅表音而且表意，有些汉字可以看成是意义的集成块，虽然读出来只是一个音节，其涵义都足以构成一个故事情节。且汉字起源于象形，虽经楷化，也仍然隐约地显示出物之形、形之意。汉语的词汇、句子及其符号（汉字）体现出中国人对世界的独特把握方式，即使某一可与西语对译的字词，也常含有唯中国人能体会到的隐含意义。除“依声托事”的假借字之外，汉语书面语言的解读心理过程大约是这样：汉字一声音与意象同时出现—图式—概念—指称—涵义—命题意义。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声音起的作用很小，故而一个汉字可有几种不同的读法（指方言中的读音差异，不是指多音字），其意义却保持恒定不变。 以上关于中西语言文字的极粗略的对比，在美学陈述方面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同一个美学概念，同一个审美判断，同一个美学理论句，用不同的语言符号表达出来，便可显示出中西两大文化圈对同一思维对象的不同理解。比较美学如果不深入到这一层次，比较就不能说是彻底。 美学陈述的比较，实际是研究美学理论的“跨界”问题。“跨界”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艾尔文分校的英语与比较文学教授J·H·米勒先生提出来的，他曾作过一次学术报告，题目就是《跨越边界：经翻译的理论》(Border Crossings:Translating Theory)。在这篇报告中，他认为“‘翻译’这个词就词源而言，表示‘从一个地方被带到另一个地方’，被带着跨越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一种文化和另一种文化之间的界限。……一种翻译就是‘原初的’文本在另一种语言中的扩张了的隐喻的对等物”③。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一部著作被属于另一国家和另一种文化的人按原文来阅读，那也是被‘翻译’，即被代替、转换、被带过去”。这是说，文化背景不同的人，即使在读同一种语言的同一个理论陈述，各自的实际理解也会有所不同。在这样的阅读过程中，来自另一文化圈的人，实际上是不知不觉地把原文“翻译”成“自己的用语”。米勒教授据此得出结论：“理论也许是不可翻译的，这就是说，不可能转换成另一种文本，例如另一种语言”，所以“翻译理论就是诋毁它，背叛它”④。他讲的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美学也是这样，还可能比文学理论更具不可翻译性。然而不可翻译的理论还是翻译了，没有机会读原文的读者还是要靠译文来了解异域的美学思想，所以翻译还是有益的，这一事业也还要继续下去。但时至今日，我们再也不能对由美学理论的“跨界”所造成的理论意义的自然变异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再也不能把自己所看到所理解的经过翻译的美学语句误认为就是原文的等价物。这很可能引发出一种失落感。但正如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出现之后，数学界、逻辑界所经受的失落感一样，经过短时间的震惊，便开始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观察问题，使数学、逻辑乃至整个人文领域的精神都为之一变，再没有人追求那种完美无缺的封闭自足的命题系统了，遇到某一命题在本系统中不可证明也不再惊慌失措了。所以这是一种进步，不是倒退。但我们必须主动地加以辨析，必须从事美学的元比较。这种比较将会使我们加深对同一概念和命题在不同语言中的不同表述之间的差异的理解，有力地促进人类审美意识和审美文化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