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是一种文化的表达，它代表着文化的最高追求。中国传统美学的文化精神，要而言之，就是一种“和”的精神，它广泛地体现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它不仅是一种宇宙论和人生论，而且也是人的各种审美关系的基本表达形式，并最终体现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审美理想，成为中国传统美学的主体性格特征。 一、和之为本体论的构成 周来祥先生曾指出：“和是一个大概念，是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它几乎涵盖一切，贯串一切。和也是一种古代人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模式，他们以此来规范一切，陶铸一切。庄子思想由它陶铸而成，儒家思想由它陶铸而成，古代传统文化也由它陶铸而成。”（《论中国古典美学》第159页）不仅如此，我们认为和也是中国美学的根本精神，中国美学几乎所有的问题皆与此有关，皆根源于此，皆可据此得到解释。中国传统美学就由它陶铸而成，无论是美的逻辑范畴还是审美实践，无论是审美的价值指向还是审美理想。 （一）和之为审美理想。中国美学传统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并获得超道德的价值。专就一个人来说，他所可能达到的最高成就是成为“圣人”，而圣人的最高成就就是个人与宇宙的和谐与统一，也即庄子所说的“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也即孟子所说的“万物皆备于我”。这即是最高意义的和。但问题在于，人如何才能达到这种同一，这种“和”，是不是必须离开社会，甚至必须否定“生”呢？这就有出世的美学和入世的美学。一般认为，出世的美学是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美学，而入世的美学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从入世的美学观点看，出世的美学是太理想化，无实用意义的，甚至是消极的；而从出世的美学观点看，入世的美学又太现实主义了，太肤浅了，甚至是庸俗的。但这实质上是和的两个不同方面，两种不同的追求方式或途径。事实上，传统中国美学即出世又入世，即理想又现实，即感性又理性，即个体又社会，一句话就是它们相互之间的整合、统一，即“和”。这种审美现想，不仅规范和引导着中国美学的理论思考与审美实践，而且也成为审美的基本动力源泉。中国美学的任务，就是把这对立的入世与出世、理想与现实、感性与理性、个体与社会统一起来，成为一个合命题——和的命题。这个命题就是中国美学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就是中国美学的基本目的和理想，而达到这个境界，实现这个理想的人就是“内圣外王”的人，对此的追求即构成审美的重要动力源泉。正如台湾学者陈文团所说：“和的任务是要解决所有的冲突。事实上，中国人的和谐并不只是一种原理或方法，而中国人所说的包含人类一切行动、目的以及手段的道。”（《辩证唯物论中的合与中国哲学的合》） （二）和之为世界观。世界观是人类最根本的观念，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哲学，有着不同的世界观，这种不同的世界观会在它相应的美学里得到不同的反映和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的宇宙观是一种统一、和合的宇宙观，在这种宇宙观的支配下，人与世界从未被分离开来被看成是独立的两个实体，人的精神与肉体、思想与行为、感性与理性等从未被看成是互相隔绝，不可通约的，相反却是互相变易转换、和合生成的。表面看，它们可能是互相矛盾，互相对立，甚至以这种矛盾、对立为主要的显现形式，但实质上它们都根源于最高的“道”——和，并且以此为动力，经此为最终的目的，而且它的运动过程始终是围绕“和”来进行的，因而“和”就成为这种宇宙观的主要特征。最能代表中国人的世界观的《周易》就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周易·系辞上》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下》说：“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生化。”“生”、“易”、“化”的实质是“和”，而不是其它。尽管乾与坤、阴与阳、上与下、左与右、高与低等等都是二元对应的，但在中国审美文化传统中，这种对立和矛盾只是相对的、暂时的，它们都变易、生化至“和”为最终的结局，因此系辞下中又说“一阴一阳之为道”。“和”用哲学的术语表达就是“道”，用数学的术语表达就是“一”。中国宇宙论的创始人老子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盅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又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其致之。”（《老子》第39章）在此，老子特别强调的就是这种整体的、统一的、和谐的宇宙观。这种思想，被宋代的邵雍作了最为精辟的和详尽的阐述，他最终的结论是：“合之斯为一，衍之斯为万。”（《皇极经世·观物外篇》）不论怎样，和乃是根本，乃是本体，它起最终的支配作用，在影响和制约着人们对所在世界的看法。 （三）和之为人生论。宇宙论的确立，意味着人在宇宙中地位的肯定，人在宇宙中地位的肯定，势必影响着人们的人生论。根据“和”的宇宙论，人与自然并不是互相对立的，并没有把人放在宇宙自然的对立面，自然也并不是被当作征服和改造的对象，而是让人和自然和睦相处。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在此，人与自然是同一的、共存的，根本谈不到对立和抗争。汉代的董仲舒则说得更明确：“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春秋繁露·立元神》）这是人在宇宙中地位的肯定与确立，也即人与自然关系的肯定与确立。以此为根据，中国主要的两大美学派别道家美学和儒家美学都阐述了自己的思想。道家美学的代表人庄子指出：“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此其比万物也，不似毫末之在于马体乎？”（《庄子·秋水》）他强调的正是人与自然和谐与统一，人只有顺应自然才能求得最大的人生快乐和审美快乐，而且“与万物为一，与天地并生”乃是最高的人生境界和审美境界。与之不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则强调人与社会伦理的和谐与统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通过“礼”，“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很明显，道家美学偏重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儒家美学则偏重于人与社会伦理的和谐统一，但不论是道家还是儒家，它们都以和为一致的追求目的，它们的共同倾向在于，一个人不仅在理论上，而且要在行动上完成这种和，完成这种统一，就是最高的美，就可成为“圣人”。圣人的最高人格境界就是“内圣外王”。美学的任务就是使人如何获得这种人格。因此，中国美学的人生论，实质上讲的就是这种内圣外王之道。内，是讲自我的修养功夫；外，是讲自我的实际功用。如果通过一定的方法，获得了这种人格，既使你不是真正的天子，人们同样象对王一样尊重你、爱戴你。对于道家来说，达到这样境界最好是顺乎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相反，对于儒家来说则应该象王阳明提示的那样去“修身养性、明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