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明清之际出现的近代自然人性论美学思潮在中国美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李贽是这一美学思想的先驱和主要代表。人性是李贽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童心是李贽哲学与美学的联结点；自然是李贽美学思想的核心。李贽的美学思想对同时代及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贽是我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家。他的美学思想开了中国近代自然人性论美学的先河，对同时代及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性：李贽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 李贽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封建制度已经走向衰落。商品经济在不少地区日趋活跃。衰竭腐朽的封建生产关系及其强固的上层建筑百般阻抑新的生产力的生长，使社会各种矛盾错综交织，空前尖锐。与政治上的衰败状况相适应，在意识形态领域，明王朝施行严酷的专制统治。程朱理学被定为官方学术。由于它对孔孟之道进行了充实加工，更加适合日益腐朽的地主阶级统治的需要，因此成了该时期的统治思想。理学家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把纲常名教和封建等级制度说成“天理”。这种“天理”是“至善”的、“永恒”的，人人必须遵守；而“人欲”是“罪恶”的、“危险”的，必须加以抑制和消灭。所谓私欲净尽则天理流行。理学家把封建的统治秩序与道德原则提到哲学的高度，其目的是要广大人民压抑人性，放弃最基本的生活要求，更加驯服地接受统治。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李贽勇敢地站出来，激烈地反对理学，揭露其虚伪的面目，大胆肯定人性，提倡个性解放。他的学说在当时被视为有如洪水猛兽的“异端”，在当时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巨大影响。 李贽在《初潭集》第一篇《夫妇篇总作》中说：“夫妇，人之始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兄弟，有兄弟然后有上下。……极而言之，天地，一夫妇也，是故有天地然后有万物。然则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明矣。而又谓‘一能生二，理能生气，太极能生两仪’，不亦惑欤！……”宋明理学家认为，在天地万物产生之前，有一种绝对精神的“理”，“理”是世界的本原。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秩序，就是“理”在人间的体现，企图用这种唯心主义的哲学来论证封建统治的永恒性。李贽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夫妇是人类的开始，而天地就好比一对夫妇，天下万物都是由物质性的两个对立面即阴阳二气所产生的，而没有一个产生万物的精神性的“理”。李贽所说的“一”，就是程朱理学的“理”，即精神；所说的“二”，就是他所主张的“阴阳二气”，即物质。李贽认为天下万物皆生于阴阳二气，而不是生于一，这就明确地指出了造化天地万物的，不是理学所说的那个绝对精神的“理”，而是物质的气。李贽斥责“理能生气”的论调是“妄言”，宣称“不言一”，“不言理”，根本否认了至上“天理”的存在。这样，理学家所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天理”就成了子虚乌有的东西，肯定了“人欲”存在的合理性。在这种基础上，李贽进一步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①“饥来吃饭，困来眠，都是自自然然的。”②肯定了人性最基本的方面。人在天性方面的要求是共同的，人的本性也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天下无一人不生知。”③“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④人性无所谓贤愚高下，强调人格的平等。李贽所说的人格平等的另一面是承认人们还有不同的个性。他说：“一物各具一乾元，是性命之各正也，不可得而同也。万物统体一乾元，是太和之保合也，不可得而异也。……然则人人各正一乾之元也，各具有是首出庶物之资也。”⑤李贽不仅指出个性的不同，承认差别的存在，而且更进一步提出要尊重人性、发展个性的主张。这就是他所说的要“任物情”，“顺其性”，而不能“强而齐之”。他说：“天下至大也，万民至众也。”“或欲经世，或欲出世；或欲隐，或欲见；或刚或柔，或可或不可，固皆吾人不齐之物情，圣人且任之矣。”⑥对于不同的个性只能顺其发展，而不能强求划一。这样就充分肯定了人，肯定了人性，人性是不能压抑，不可束缚，应该任其发展的。 李贽的自然人性论思想具有鲜明的启蒙意义，他这种张扬人性，肯定个性的思想在哲学上表现为与理学说教的尖锐对立，构成了李贽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 童心：李贽哲学与美学的联结点 李贽在充分肯定人性，否定“天理”的基础上，提出了“童心”这一概念。李贽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失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⑦李贽认为，不论古人还是今人，圣人还是凡人，都有一颗“童心”。所谓童心者就是童子之心，人之初之“本心”。人人都做过童子，都具有童心，这童心是人生之初最真最纯之心，是一种天赋自然之物，尚没有被世俗的虚伪矫饰所濡染，更没有被书本上的假仁假义所浸蚀，因而是“绝假纯真”之心。李贽是针对当时理学说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把社会变成“无所不假”，“满场是假”的诈骗场所而言的。 李贽是从王阳明学派发展出来的思想家，受王阳明心学和禅宗思想的影响较大。他的“童心说”与王阳明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以及禅宗的“心外无佛”、“本性即佛”的观点相似。王阳明说：“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⑧“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知之所在便是物。”⑨王阳明把“心”说成是超实在超道德的本体境界，与朱熹的“理”相比，毕竟更心理主义化，已经有了点人性论的味道了。此外，王阳明作为“善良意志”或“道德知识”的“良知”，也具有了感性情感的色调。到了泰州学派的王心斋，强调“任心之自然”即可致良知，或以“乐”为本，强调“乐是心之本体”，把心学向感性方向推进了一大步。后来“制欲非体仁”之类的说法不断出现，使王学日益倾向于否认用外在规范来人为地管辖“心”，禁锢“欲”。“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⑩。使王学日益走向感性化。“心即理”的“理”日益由外在的天理、规范、秩序变成内在的自然、情感甚至欲求了。这样就走向或靠近了近代资产阶级的自然人性论。到了李贽大讲“童心”，不讳“私”、“利”，强调“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差不多完全走向了近代自然人性论了。李贽在阐明“童心”之后，便由哲学转到美学。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11)李贽认为只有摆脱儒家“闻见道理”的影响，才能护住“童心”，文艺应该表现这种“童心”，即没有受过孔孟之道毒害的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任何一种新创造出来的体裁，不管产生在什么时代，只要表现了人们的真情实感，就是好文章，好作品。李贽还认为只有“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者但说力田。”(12)感愤于心，直抒胸臆，心口一致，才能写出“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的真诗文来。因此，李贽要求文艺家必须“好察”“百姓日用之迩言”，即要注意观察、了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他认为老百姓谈论自己最熟悉的事是最真实的，所以李贽把“好察”“百姓日用之迩言”看成是使“童心”失而复得的根本措施。显然，李贽所一再强调的“童心”，实际上代表了新兴市民阶层要求摆脱封建道德的羁绊，实现人性解放的思想情绪。
